映照現實的難度

如果望文生義，《到阜陽六百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鄉愁。要知道，中國的城市化是如此迅猛，它像一台龐大的、突然冒出的壓路機，從許多人身上碾壓而過，人們甚至沒有時間蹦出鄉愁一詞，便浸泡在了趨同的麻木生活當中，喘不過氣。或者，當人和物一起改變，現實的東方土壤已經不適合出產鄉愁，更不會有西方的《尤利西斯》。華語電影裡最近一次鄉愁的現象，那已經是近三十年前的台灣新電影。

開頭歸開頭，《到阜陽六百里》要說的並不是鄉愁。相比把鄉愁實物具體化的《金城小子》，再不然是抽象的、指向過去的《鋼的琴》，秦海璐飾演的女主人公曹俐，她早已經忘記了家鄉的模樣，拒絕回家。換句話說，她的身份已經不是傳統的進城農民工。她好像適應了鐘擺一樣的城市生活，但有時候又會跟不上擺幅。曹俐不同於謝琴的女兒，對方一頭紮進了城市的物慾洪流當中，她是一種曖昧的身份存在。外表可以跟都市人無異，內心深處卻無法接受。她置身城市的淺水區，卻又不想上岸回家。

然而，《到阜陽六百里》又在說歸家，這種歸家願望是源自內心深處的精神信號，它更像中國人傳統生活的某種殘留，歷次清洗破壞都無法消除。比之直面春運的紀錄片《歸途列車》，《到阜陽六百里》雖有寫實主義的指引，然而由於鄧勇星的台灣人身份，他始終跟現實和真正的回家路保持距離，空間和鏡頭都隔開了一層。電影把大量篇幅放在了曹俐、老鄉以及謝琴身上，它製造了一個扇形的故事結構，先鋪陳展開，然後突然收起。曹俐以外的電影人物，他們都有了某種命運轉變，惟獨曹俐還留在城中，電影什麼都沒有多說。

記得那回映後交流，有觀眾提問，為什麼最後突然就沒了，將歸途上發生的事代之以字幕，是否因為拍攝有難度。導演說不知道，大意是覺得這樣沒了也挺好。從這處理解分歧可以看出，《到阜陽六百里》好像不追求戲劇性——即便謝琴撞見女兒表現得很戲劇性，但是放在春運這樣一個題材，多數內地觀眾便會覺得：你表現農民工這樣一個題材，又是老大難春運，年復一年，不說電視新聞的影像，很多人都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記憶素材，那是何等慘烈，每個人卻內心決絕。

與之相比，跟電影的配樂一樣，《到阜陽六百里》顯得太輕描淡寫了，它甚至刻意營造出普世價值的人文關懷，類似於「大家都可以很好」。我突然想起朋友評價戴立忍的《不能沒有你》，台灣人民太小打小鬧了，如果要體驗真正的生不如死，來內地一趟便知道了。很顯然，《到阜陽六百里》也有相似問題的存在，當電影映照現實，並不是說蜻蜓點水的處理方式不好，畢竟有時候，想要做到點水而不是溺水，那是需要相當程度的功力。可是春運這種宏大主題，一旦電影難以深入，反倒是發表不痛不癢的批評意見，那麼，觀眾心有懷疑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也有說，《到阜陽六百里》是在講小處，小人物，小故事，它並不需要去製造場面，滿足觀眾的期待。的確，《到阜陽六百里》肯定不能做成《人在囧途》，一邊抄襲，一邊普及人心向善，電影確實在講底層，住的破敗小屋，連啞巴都放了進來。這還不是弱勢群體，那就稀奇了。只是一見到這類特地設置的啞巴角色，包括其依依呀呀的演繹方式，我總會想到台灣電影的一貫通病，包括張作驥《當愛來的時候》，灌滿了一股苦情的味道。跟曹俐一樣，電影始終沒有往深水區走。回想他們改裝破大巴一段，電影的調子就定下了，有點不現實，有點嬉戲。這種不現實的評價是因為，我們對現實其實更加熟悉。【北京青年報】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