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絲釘之歌-王童電影掠影

任何時代都不乏為功名利祿不擇手段之徒，同樣在任何時代，甚至任何國度，多數人嚮往的日子首先是食可果腹，衣能蔽體，不至於夜宿街頭，老無所依，病無所養。這種生存的起碼要求得以保障之後，才有可能談得上文明與道德。而在一定時期，生存卻有如深山古道夾縫中鑽出的小草，弱不禁風，幾日暴曬的陽光便能讓它像褪去的蛇皮一樣枯萎。

台灣導演王童有幾部影片都是圍繞著這種生存的極限展開的，他的作品像黑澤明的電影名稱一樣，關注著「底下層」人群的生活狀態。自忖當藝術從描述特權階層，轉為刻畫普通大眾無疑是一大進步，更為進步的是，不止描繪普羅大眾，一樣關注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像局外人，小武，扒手，妓女，同性戀，江洋大盜，無惡不作的黑幫罪犯，等等，現代藝術並非要越邊緣越好，只是多少時代這些難登大雅之堂的對像被普遍排斥在藝術的門檻外，從《十日談》之後，人性中被禁的東西並未減少，生活中被預設卻不准人開口暢談的公開秘密不計其數，即使在現代，像《教父》那樣的書籍，當年也只被認為是三流的黑幫暢銷小說而已。掌握著話語權的人們，認為它們骯髒得不足為外人道，是不管青紅皂白一律遭受打壓的對象，這些人性的，太人性的像被故意遮蓋的月亮，偶爾露面，驚山鳥，像《大師與瑪格麗特》裡的魔鬼說得話，莫非「你要把地球上的一切數目和生物通通去掉，從而滿足你享受完全光明的幻想」？細想，如此遲到的登堂入室，讓它們在眾人的眼皮底下「受審」，已是我們欠它們的了，否則一幕幕地下的悲劇還會像紫金山上春風醉不了的夜晚，重複上演。畢竟凡是不能感同身受的往往也是無法理解的，而無法理解的便談不上寬容了。電影，文學等一切藝術的責任之一便在於發掘那些在我們眼皮底下，卻被我們漠視或偏見的社會萬象，苦難生活。

王童是這樣一位導演，他在《稻草人》中用近乎荒誕的手法，瞄準了一個家庭在戰時的艱難生活。如母親為了守衛兩個兒子不被拉去當兵，在兩個兒子熟睡時用牛屎糊在兒子的眼皮上，使兩人變成砂眼，色盲，最後軍隊嫌棄得不收，倆人逃過一劫。此時電影的話外音為，」兩個兒子真幸運哎，有這樣的母親「；再比如，飛機空投炸彈，爆炸的殘片被孩子撿到，帶到學校，學校老師說孩子勇敢，獎勵他一個放大鏡，這麼一來，空炸再次來臨的時候，一群孩子居然挎著籃子，簸箕，專門跑出門外去撿彈片。更為荒誕的是，有次一隻炸彈落在兄弟倆的地裡，是枚啞彈，沒炸，兄弟倆試探著確定它不會爆炸時，把它當寶，抬回家，怕被人偷了，一定要放在屋子裡，然後準備去領賞。可當倆人翻山越嶺，將炸彈抬到日本軍部的時候，軍官被嚇得兩股戰戰，拿著槍逼著兄弟倆把炸彈扔進大海，炸彈入海之後，轟然一聲，水面泛起一條條白花花的魚兒，倆人獎賞未得，卻撿了一擔魚，回家後孩子們吃著這難得的美味，跟阿婆取樂，說要是天天來炸彈就好了，這樣就能天天有魚吃了，阿婆正言道，用不著天天來炸，三天兩頭的來一次就好，這樣魚吃不完還可以鹽起來，還可以送給鄰居。

其中又出現了幾個看似不大協調的鏡頭，在如此缺衣少糧的時代，一家人並沒有哭喪著苦大仇深，像喝了黃蓮一樣的臉，而是出現了像弟弟那般，偷著空也要跟老婆耍上一耍；女人更在艱難的時日裡渴望著胭脂，口紅，最後男人沒給她買，她則委屈地像個孩子一樣哭哭啼啼；男人在土地公公拜香求佑的時候，還不忘一句一句的罵娘；孩子聽母親哄，說一般客人吃飯都不會把魚翻過身，只吃上面一面，剩下油乎乎的那面就留給底下人吃了。其中一個小男孩從門縫往裡瞟，看到魚被筷子翻過身之後，哇啦一聲，哭得跟被甩了一百個嘴巴子似的；戰爭時期日本人把美國人說得跟魔鬼差不多，比如組織一群婦女進行防空救火演習，說美國人渾身長滿毛髮，像大猩猩，那玩意都很嚇人，日本人比劃著名，有這麼大，下面的婦女聽著卻在嘻嘻竊笑。

這些荒誕的鏡頭在戰爭時期又無一不令人心酸。在電影《無言的山丘》裡，這種真實的荒誕更悲催，而那種人文關懷也不再侷限於截然對立的民族仇恨，而是一視同仁，批評與同情都有的放矢。中國工人在日本礦山里幸苦勞作，用肛門夾帶黃金，被脫了褲子，像豬狗一樣被翻來覆去地檢查。中國礦工看到一個貌美如花的名叫富美子的日本女子，墜入娼妓，則又排隊等候，欲嘗異域之情，即使富美子病態懨懨，依然有人對她下淫手。至於那個老鴇，我以前總認為他們是吃人不吐骨頭的貨色，只會賺取那些女子的容貌錢，可在戰爭年代，這種人可能同時也在扮演著撫養救濟的角色，她收留流浪兒，讓那些無家可歸的女人穿上艷麗的服飾，哪怕是在床榻的瞬間，她們是可以做女神的。可沒人看得起她，她說「你們年輕，還有希望，可我呢？」說著她一邊流淚，一邊一口口扒著碗裡的飯。而那位兼營身體，為了養活好幾口孩子的母親，則不僅僅偉大，更深明大義。正如《紅柿子》中的老外婆經歷了半世風霜，說得一句話，「什麼都是假的，唯有把孩子養大是真的」，女人在第三個「准丈夫」淘金被炸死後，執意要帶男人的牌位，村里長老們訝異並質疑她有什麼資格要帶男人的牌位，她直言不諱， 「別人來找我可都是有收錢哦，只有跟他同床我是是一毛錢都沒有收過，如果要說夫妻，這樣還不算嗎？」

至於片中安插個富美子，明顯有著更為深刻的寓意，富美子禁不起折騰，變得體弱潺潺，席地而坐，指著不遠處，對她的台灣「恩人」說，那裡葬了兩個人，是座「無緣之墓」。又說要報答恩人，最後在恩人的擁吻中死去。這個無緣之墓儼然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日本殖民時期，那些同化政策對台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台灣現在依然實施的家庭醫療體系，但終究未能將台灣攬入日本的版圖，文化所具有的剛毅個性，遠非一朝一夕的賄賂或者長長的鞭子所能馴順的。那座墳墓又或者如一切陰差陽錯的緣份一般，有的努力能走到一起，有的無論你怎麼嘗試都無濟於事。樹倒猢猻散，人在你得勢時向你奴顏婢膝，大多不是出於由衷的尊敬，而僅僅是屈服於你的權威，內心裡說不定是鄙視你的。可這個社會有如誘騙阮玲玉美色的唐季珊所言，有權有勢之人，即便人們對他們不滿，在他們面前不敢說，背後說，他們聽不見，便隨便怎麼說。老家有句話叫，被人在背後說閒話了，耳朵會紅，會滾燙。如果是真的，一個被人說道，咒罵的民族之耳朵又會紅通通滾燙在哪裡呢？

特權階層又何嘗不是一層一層備受牽制？此處的大爺，彼處的孫子。我們村裡的計生辦主任，對村裡的心生人口有著生殺大權，這點微不足道的大權又能使其蒙受說不盡的便宜，比如村人名字中改一個字，要向他遞上重金，美其名曰，」打理費「，這種費用已是公開的秘密。王童模仿《欽差大臣》改編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又對這種「特權」階層的虛偽與罪惡做了無情的批判。名叫李小璋的年輕人被下放到農場，為了上調，與自己有了身孕的女友結婚過日子，他不惜冒險，開始只是冒充官員兒子為了看一場免費話劇，偏偏館長」熱情「，與其攀談，要尋根究底，打聽他到底是哪個首長的兒子，又要將王牌女星介紹給他做女朋友，其他來看戲的領導聽說他是高幹子弟，又相繼拉攏靠近。隨著劇情展開，李小璋已是騎虎難下，只能不做不休，裝到底，藉著首長的名義請求領導們將李小璋上調。如意算盤落空時，他的女友帶著身孕走向茫茫河水，李小璋則深陷牢獄。李小璋曾經跟女友調侃，只怪我沒有一個首長爸爸，只怪我不是首長兒子。有人在農場兩個月就能出來，有人可能一輩子就要老客死他鄉，像《天浴》裡那位出賣多少回身體也是白搭的姑娘，有人一個指頭就能將你碾進泥地裡，這個人也能將你從五指山下解救出來，可是生不逢時，這種人不是你我的爹娘。李小璋最後質問首長，欺騙的又何嘗是我一個人，你們的政策一改再改，難道不是在欺騙人民嗎？你難道敢說幹部們都表里如一嗎？

《無言的山丘》中那位聽著柴六的日本軍督，衣冠楚楚，還是會對著手無縛雞之力的富美子下手，懷疑她夾帶金子，就是因為他的懷疑，直接造成了富美子的萬劫不復。對於權力者而言，高抬貴手也不過就是動或不動一下身體而已，可是他們為了所謂的尊嚴，為了所謂不能自打嘴巴，更為了錦繡前程，甚至在明知政策有問題，作為貫徹實施者，認真履行職責，把人撕得血跡斑斑，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顯得自己盡忠職守，或者神通廣大。縱觀歷史，又有幾個掌權者能夠知道，最大的權力不是在用權，而是在放權，是讓所有人都享有自己該享的權利。

王童在《紅柿子》中寫1949年國民黨撤離到寶島台灣的將軍一家，本來高高在上，到台灣成了庶民，過著日益落寞，自給自足的生活。可畢竟餓死的大象比馬大，將軍有著甘願給他當牛做馬的下屬，家裡有奶媽，有廚子，孩子們第一天上學，廚子推著自行車，中午專門去為孩子熬湯。而對於大多數逃來寶島的大陸民眾，其生活就不那麼樂觀了，他在《香蕉天堂》裡寫兩個士兵跟著部隊撤到台灣後的生活，原本想著台灣的香蕉猶如臍下三寸的陽%物一般，整天有吃不盡的美味。可到了不久，倆人又陰差陽錯地被懷疑，變成了G產D的臥底，是來刺探反攻大陸的情報的，哥哥德勝以為是開玩笑，覺得莫名其妙，最後被揪進房子，噼里啪啦一頓暴打，定了罪名之後，回房躺在床上，變得神志不清，當晚兄弟倆因為害怕，便逃離了軍隊那個是非之地。

弟弟在途中遇到一位哭泣的母親，她在四處求救，家裡的男人來台途中染疾，咳得口吐鮮血，沒過多久一命嗚呼。女人與弟弟商量，乾脆冒充那個死去的男人，將弟弟的名字改為李麒麟，帶著介紹信去報到頂替。可弟弟不懂英文，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哪裡有什麼經驗，在工作中顯得笨手笨腳，好在與李麒麟共事的女人心地善良，看李憨厚，又對他有那麼點投懷送抱的意思，沒有將他拆穿，可這種日子畢竟讓人擔驚受怕，倆人便提著行李離開，去投奔弟弟的大哥德勝。德勝此時躲在一個偏僻的鄉下，靠著一戶淳樸人家的照料，幫著那家人做些農活，可哥哥間歇性的神智不清，抱著收留他的那戶人家的女兒，要與小女孩成親，一家人氣憤不過，說養狗咬家人，將他攆了出去。德勝走後不久又被軍隊發現，驚嚇之中，變得神經失常。那戶淳樸的台灣農民看到德勝滿是鮮血的頭顱時，早已恨意全消，遂為他求情。

此時弟弟挑起家裡的擔子，拉三輪，扛包，同時自學，最後功夫不負苦心人，他以李麒麟的名義找到了一份教員的工作。日子流水，哥哥照例發瘋，他們則從寄人籬下，到租了間小房，最後住上了幾間樓房，兒子結婚，也有了孩子，可一直到影片結束，弟弟背負的都是李麒麟這個名字，他的兒子去大陸探親，找到了李麒麟的父親，突然打來電話，那頭李麒麟的父親在一個勁地哭泣，說兒子你受苦了，可此李麒麟非彼李麒麟，弟弟只有在電話這頭設想那是自己的親生父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哭著喊著爹娘的時候，那種場面真切得催人淚下。

更大的秘密是，李麒麟的妻子月華亦非他本來的太太，而是李麒麟在撤退途中從惡棍手中救下的一個苦命女子，當時她遭歹人侮辱，被救下後，她同情李麒麟這個大男人拉扯著個孩子，便當起了孩子的母親。這樣一來，這個李姓孩子實際上父母雙亡，是個孤兒。而痛苦的是，這個秘密將會一直繼續下去。心裡有秘密，而無處傾訴的人無疑是活得幸苦的。

我一直難忘龍先生在那本不得以示眾人的書中描寫的一個段落，當年撤退時，火車擁擠，途中火車停靠，一個女人下車小解，此時火車發動，車上還有她的孩子，女人就跟著火車哭喊著追，可哪裡追得上啊？女人與孩子的命運後來都無人知曉。

《紅柿子》裡的老太太開始仗著兒子有著「得道升天」的姿態，後來沒落了也還算比較樂觀，她當年死守老宅，躲在房間裡，不願意離開，真到了台灣，雖然日子過得捉襟見肘，但也還是紅紅火火，她廢物利用，為孩子的運動會送上大號的錦旗，那些錦旗都是當年將軍的表彰。她為了省去整日燒水的時間，打了幾桶水放在太陽底下暴曬，等孩子放學回家，就能直接洗澡；她去學校跟老師推銷家中將軍制定作戰計劃用的紅藍鉛筆；明明喝得舌頭打結，卻硬說沒喝；讓她不要抽菸，她狠命地吸了一口，見女兒走來，她把煙往桌底下藏；她喜歡看電影，帶著孩子去看三川敏郎，有一次怕孩子淋雨會感冒，要摸孩子的蛋蛋，說讓姥姥看看蛋有沒有送，又口無遮攔的跟孩子討論某個女演員好風騷。

但是總有落井下石之輩，家人孩子上學，財運不濟，割愛將畫作賣出，齊白石老先生的「紅柿子」，吳昌碩等人的畫作被專家視為有些是贗品，壓價收購。至於那位將軍父親，一輩子出生入死，連自己十個孩子的名字都對不上號，有一天說貶就貶，可他除了打仗，並無特長，家裡屋外全靠妻子打理。在劉自然事件後，他的兩個兒子跟在眾人後面上街遊行時，他坐在門外等了大半夜，兩個灰頭土臉的兒子偷偷摸摸地翻牆回來時，父親站在門口，劈面給他們來了兩巴掌，說「打你們不為別的，為你娘，為你姥姥，你們去愛國，去正義，害得他們整夜沒吃，沒睡，擔心你們，準是跟在人家後面搖旗吶喊，瞎吵瞎鬧，有本事你們帶個頭，寫兩篇文章，那才叫管用。」

這段話裡透露的是一個男人太多的情感，他原本是個軍人，何曾想過要顧家？如今在功名凋敝後才清楚，這些愛國，正義，多少帶有私人的狼子野心，不聽他人蠱惑，有著自己的判斷，選擇，不是人云亦云才更稱得上是更愛國，更愛家。當然他畢竟擺脫不了要攫取功名的俗世態度，如果做將軍都不管用，做個士兵又能管什麼用？這枚螺絲釘還不是指哪打哪，像多數人一樣，在生活中是沒有多少選擇權的。至於大半夜的等待，自然不是為了在孩子的臉上打兩巴掌，東方人的情感模式不外乎是，一個人（尤其是男人）的愛越是深沉，越是不會輕易表露，打孩子罵孩子有時正是愛孩子的恰切表現。

當時看《建黨偉業》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裡面充滿了苦大仇深的詞彙，比如列強，瓜分，帝國主義，等等，請你們再仔細思索一下，一個普通人又怎麼會用這類詞彙？是什麼樣的人群在時時散佈並利用著這種激憤的民族仇恨？要知道，誰說了這樣的話，誰才更有可能是把你裝上螺絲搶裡的人，正是他們會叫你搖旗吶喊，使得你姥姥，你父母整夜吃不好，睡不著，擔驚受怕。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