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煽情，只有生死

               
            亞里士多德說過：多數人的政治最怕成為暴民政治，一個社會喪失了秩序，勢必是一場浩劫。一如1994年的盧安達，國標內政局混亂，民族仇恨被人操縱煽動，胡圖人對土西人的種族血洗，那些與生俱來的原罪被無限放大到一個種族身上，就演變為一場場的屠殺，當片中的男主角駕駛著那些救命的食物，同時也是賄賂的車顛簸在返回飯店的路上時，下車察看，橫屍遍野，那些他們原以為的絆腳石，竟然是一具具屍體。
               
            這電影總讓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單，可片中的保羅不是天生的救贖主，胡圖人出生的他以及家人同樣危在旦夕，這只是非洲一隅的內亂，它不足以牽動其他國家的神經，一時之間成為諾亞方舟般的盧安達飯店，一個下著傾盆大雨的白天，聚居於此的外國人被撤離了，前來參訪的美國記者推開了飯店員工為他撐的傘，他們感到羞愧，卻只能選擇自保。被捨棄在這飯店裡的本土人，他們手無寸鐵，曾經的安全島已危如累卵，這座被上帝遺棄的城池裡只有一群等待被拯救的羔羊。而接管了這家飯店的保羅，成為他們的庇佑者。他賄賂軍官，換取軍隊的一時保護，人命對他們而言，抵不過一口啤酒。他足智多謀，斡旋在那些貪貪婪冷血的軍官中，為他飯店中的難民贏來一線生機。這個幾乎是垂死掙扎般的孤軍奮戰最終為飯店中100名員工、800名避難者換取了活下去的機會，還有他的家人。而通往光明國境的班車上，總會給那些血脈中流淌著人道主義光輝的人預留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