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傷不評判正義，正義不偏愛冷酷 —— 答吳曉波《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作者： Aeolis

看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吳曉波文筆不錯，如果結合他一貫支持市場經濟國企改革的姿態來看，這篇影評總的來說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憂傷嘛，總歸是個現實。我不看電影，我想談談國企。

電影裡描述的下崗工人的悲涼是藝術創作，但通鋼事件被打死的資方總經理，流產的改制，是現實。在通鋼事件里，改制方案對職工安排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其標準即便按照良心派的一貫的想像標準也不能算苛刻。

或許在通鋼發生的事是個例，而且其時間也已經過了截至2003年的改革大潮。你大可以爭辯說，總的來看國企改革對工人來說是殘酷的，非人性的。不過，工人的憂傷可以有感性的認識，但國企改革停滯帶來的苦澀卻沒法同樣簡單的被煽情化的表達。

改革必須犧牲少部份人的利益，這種提法已經被罵臭了，這種表述背後的思維也很難說沒有極權主義的臭味。不過假若換一種說法呢？例如「改革必須衝破既得利益的阻撓」怎麼樣？估計反對的人就少很多了。

在1997年左右開始的國企改制大潮里，國企工人恰恰是既得利益的組成部份，不過這種既得利益相對於政府權力來說，顯得更為弱勢而已。往極端了說，極少有人會否定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可以犧牲掉希特勒的獨裁權力，大部份人也會認同破除行政的壟斷、降低進入行業的政策性壁壘即便損害了壟斷企業的利益，也是可取的。

你可以改口說：不論以何種理由，犧牲弱者的利益是不可取的，但如果對大多數人有利，犧牲強者的利益便是可取的。這說法看似有理，卻陷入了悖謬。強者之所以是強者，是因為他力量大，因而贏得多，輸得少，很難想像，真正的強者會允許自己的利益被犧牲，會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被打敗的希特勒相對於盟軍是弱者，被廢除的既得利益相對於這種利益的反對者是弱者。從大的原則上來看（之所以強調原則上是不想爭論法經濟學的規範性是不是站得住腳）能不能「損害」某些人、某些群體的利益，既不能看他們是不是弱者、也不能簡單計算他們的犧牲能不能帶來更多的社會產值，而必須看這種損害是不是基於正當權利的後果。

馬車行業的從業者在一個像徵的意義上可以說是「汽車時代發展的犧牲者」，但在嚴格意義上，他們只是受損者而不是受害者。「受害」這個概念表明著他人違反了其義務亦即損害了你的權利，而受損則不然，市場競爭中每時每刻都在誕生著傷心的受損者，這是市場運行的規則，是其功能所在；雖然作為總的結果而言，幾乎每一個人都受惠於這種體制，但個別的、一時一地的受挫總是不可避免、也總是應當接受的。

很難說國企的職工——就其作為「國企」的職工而言——對於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待遇、對於企業的前途享有什麼確鑿無疑的正當的權利。

就一般的法律原則上來講，企業不可能是他們的，談不上民主決策，從政策的實際來講，改制的方法到底是管理層收購、是乾脆的「國資流失」，還是秦暉津津樂道的democratic means，更多的是技術問題。如果一定有什麼確鑿無疑的東西能說的話，那就是他們是確定無疑的依附權力的特權階級，幾十年如一日的吸收著農村的血肉。

改革的目的如果是透過限制不正當的權力運作範圍和打破依附於此的特權，換句話說，如果改革的取向是「正義」從而也是「自由」和「產權」，那麼從原則上，給定任何手段，讓東北的國企破產，讓他們自生自滅，才是正義的，而維繫著這龐大的吸血機器，才是真正不道德、不正義，令人齒冷的。

下崗（失業）對誰來說都不好受，必須在市場中競爭，對誰來說都不好受。可承受痛苦是一回事，是不是因為這個痛苦而去譴責什麼人、什麼體制是另一回事。

說得重病的人是「活該」未免太冷酷，但是並沒有什麼人應為這病痛負責。一下子把這些習慣了計劃經濟下政府的父愛主義的人拋給了陌生的社會，確實帶來痛苦，但是這痛苦不應成為譴責把其拋給社會的改革的理由，儘管，與此同時，在各種意義上，也很難說負有這種痛苦的人就是完全活該——畢竟計劃經濟、父愛主義這些塑造了他們生活環境的事項，並非出於其選擇。至於自己不找工作，卻讓女人去做皮肉買賣，就根本不值得同情了，做男人做到這種地步，沒有任何藉口可為其開脫。

正義往往無法避免殘酷，但正義並不必然殘酷。張維迎說要贖買既得利益，贖買只是手段，為了從技術上避免殘酷，降低成本。確實，從抽象的正義原則來看，即便把國企員工全開了，也未嘗不可，不過這並非是值得推薦的做法，在改製成本中，安置職工的成本並非佔大頭，多一些安置費用並不會多大的提高成本，卻可能減少很多悲劇。

既然一些自由主義者可以接受贖買權力以推動自由，為什麼不能接受以更高一些的價格贖買國企呢？即便從現實的功利來看，這麼做也是有益的：至少反對的聲音和行為會少一些。

國企員工對於改制中的利益沒有確鑿的權利，也需分兩方面說：他們不能基於權利去聲稱利益，卻能夠基於利益去聲稱利益；其弱勢是談判稟賦不足帶來的結果，而非權利被侵害帶來的結果。假若有一個更為democratic的改制制度，可以增強職工方的談判勢力，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在帕累托最優的均衡點之間移動而已，這個制度並不更為正義/不正義，卻可以減少受苦難的人數和程度。如果非要有什麼值得譴責的話，我想，假如條件允許，那些職工「本應」可能拿到更多的補償才對。

這只是功利的考量，並不能取代對正義的分析。二戰後期戰略轟炸造成軸心國平民死傷無法否定打倒納粹的正義性，雖然，這種殘酷如果能減輕的話，最好還是應減輕，畢竟正義的殘酷仍然是殘酷。

國企員工只是權力體制近乎無意的合謀，他們可以為他們受損的利益吶喊，也有道德上的權利展示自己的悲傷。不過這個體制的受害者，也就是每一個被迫用自己稅收中的一部份去供養寄生蟲的納稅人，則更應該打破沉默，明確指出藝術的煽情。顯明的悲劇不能否定改革的正義性。

每一個沒有依靠體制的鐵飯碗的自由人都應指出哪種生活才是更為正當的生活。沒有能力、沒有決意為自己負責的人是可悲的，同情可悲的人從來沒錯；不過誰要是因此認為他們可以繼續這樣不負責任下去，像這個國家曾經的那樣爛掉、垮掉、老掉，最好還是收起自己的良心嘴臉。

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20111112011035.aspx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