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eneration幕後

（一） 布爾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英國人的心頭痛，從老帝國的衰敗氣象呈現到無可避免地走向日薄西山，英國人的整體心態在發生全盤、劇烈的震盪和嬗變。當然二戰英國也沒好到哪裡去，同樣災難慘重，甚至像拿破崙戰爭期間那樣一度瀕臨亡國之虞，但二戰時英國人是在抗擊侵略，背水一戰，有保家衛國的使命，愛國情緒高漲。這卻不比一戰時留下的心理陰影了。也許正是因為逝去的那場戰爭太過恐怖，英國初期對希特勒的德國才採取了綏靖政策，不願輕啟戰端，再陷英國人民於水火之中。《風雲匯聚》（The Gathering Storm）里Derek Jacobi爺爺扮演的Stanley Baldwin首相對邱吉爾說：「在我眼中，戰爭是對人類最嚴重的傷害。或許在希特勒問題上你說對了，這場戰爭在劫難逃，不過我仍然相信我也是正確的，我已經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來維護和平。如果讓我再來一次，我還會這樣做。流血犧牲，殤痛悲哀，無法彌補的損失，這是我想要竭力避免的。」正是這種心理陰影的反映。 那麼那場將近一百年前的戰爭到底有多恐怖？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謂是整個地改變了人類戰爭的形態，但是除了極少數人明智而悲觀的預見外，絕大多數人在當時認為這是一場可以迅速結束的戰爭，沒有想到它會延續四年半之久，造成如此重大的傷亡（具體數字可見丘相一戰回憶錄卷三1916-1918開頭，重點如馬恩河戰役，索姆河攻勢，以及1918年魯登道夫的攻勢：3個月裡光德軍就有68.8萬人被送下戰場，或死或傷）。機槍、毒氣、鐵刺網成為塹壕戰時代悲劇性的關鍵詞，無數士兵在對耗中失去了他們青春的生命。戰爭使死亡變成常態，生存成為運氣，觸目驚心的傷亡數字背後代表的是一個個和平時代曾經鮮活、傑出、精彩的生命。年輕的戰士安眠在異鄉的土地上，垂死的心中卻還懷念著英格蘭之邦。戰爭初期Rupert Brooke這樣的愛國情緒，到戰爭中後期已經破滅，嚴酷的現實使戰士們對榮譽和忠誠的執著消磨作泡影，只有死亡的威脅是可見的伴侶。詩人Owen寫下"the old lie: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為祖國捐軀的甜美與光榮不過是古老的謊言」）時，心中只有悲憫。Siegfried Sassoon譴責這是一場不義的戰爭，因為政府讓無辜的人們去做沒有意義的犧牲。 名單上有這樣長長一列名字，他們的殞滅，是英國無法彌補的損失，而千萬英國家庭在四年半里飽嘗了這種痛苦：目睹最摯愛的人渡過海峽，一去不返。 Rupert Brooke，詩人，敗血症死於去往加利波利途中； Henry 辛普森，詩人，被狙擊手射殺； Wilfred Owen，詩人，橫越桑布爾運河時被機槍掃射身亡，時距離停戰日僅剩一週； Gilbert Waterhouse，詩人，死於索姆河開戰日； Patrick Houston Shaw-Stewart，詩人，Rupert Brooke的朋友和皇家海軍師同袍，出身皇家工兵將官家庭，伊頓、牛津貝列爾學院高才生，法國榮譽勳章和軍功十字章獲得者。1917年12月陣亡； 威廉 Brooke，Rupert Brooke的幼弟，與兄長同年死亡（1915）； Hamo Sassoon，詩人Siegfried Sassoon的弟弟，1915年10月28日於加利波利重傷，11月1日因感染死亡； Edward "Bim" Tennant ，詩人，他和他的營投入法國戰場時才18歲，當時有規定19歲以下不得被送往塹壕。他是索爾茲伯裡的自由黨議員Edward Tennant（1911年授封男爵）的長子。就讀於溫徹斯特學院。1914年8月被委任到近衛擲彈兵團第四營（the 4th Battalion Grenadier Guards） ，隔年往法國。亦在盧斯、伊普爾、索姆河等地作戰。1916年9月22日為德軍狙擊手所殺； Raymond Asquith，首相阿斯奎斯的長子和繼承人，戰前是律師，牛津萬靈學院院士和the Coterie（愛七時代名流與知識分子圈）成員，德比郡自由黨議員候選人。1915年8月從倫敦團調任到近衛擲彈兵團第三營，原本作為參謀軍官，但他自己申請回到作戰職務上，這個請求在索姆河戰役前夕被批准。他是"Bim" Tennant的姻親，比Bim早陣亡一週。兩人在法國Guillemont Road公墓毗鄰而葬。他的弟弟Arthur Asquith准將在1917年重傷但倖存。他的內弟和律師同行Edward Horner死於康布雷戰役。 …… 他們只是數字中極其微小的一部份。他們死的時候大多數都還很年輕，Bim不滿雙十，Owen年方廿五。他們中有相當一部份出身於良好優渥的家庭乃至貴族世家，來自伊頓、牛、橋名校。諷刺的是，戰爭實現了不加揀選的平等，它張大巨口饕餮著不列顛民族的菁英。脫下禮服換上戎服，再精緻漂亮的面容也被炮火薰黑，被鮮血染紅，被泥濘髒污過，再優雅從容的儀態也被塹壕中的摸爬滾打取代。Robert Graves在自傳《向一切告別》（Goodbye to All That）中記述道：「與我同時在卡爾特公學就讀的學生中，有三分之一後來在戰場上陣亡了。他們大部份在步兵和皇家飛行部隊服役。當時在西線戰場上，步兵初級軍官平均只能活三個月。死傷的比例大致是一死四傷。每四個受傷的人當中就有一個是重傷。那三個受輕傷的人，過不了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就要重返戰場，再次經歷同樣嚴重的傷亡。飛行部隊的傷亡率更高。由於戰爭持續了四年半時間，倖存者即使不是終身殘疾，也是多次負傷。」Graves自己，同樣受過嚴重的傷，甚至被誤報KIA並被在泰晤士上刊登過訃告，當時他的朋友Sassoon以為他確已陣亡，還作了悼詩《致他的遺體》（To His Dead Body）。 死亡是可怕的，但死亡在戰爭中也許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命運，比起瞬時的、一了百了的死亡，徘徊不去的憂怖更加折磨士兵的精神。彈震症在大戰初期並沒有被注意到，到了1917年它變得非常顯著，數以千計的士兵軍官罹患上這種精神疾病。位於蘇格蘭的Craiglockhart軍事醫院正是為此成立的。 （二） 作為一部篇幅不是太長的影片，Regeneration的故事脈絡清晰，它把主線集中在真實的Siegfried Sassoon和虛構的比利 Prior兩個人物身上，由他們各自的所見所聞所行所思來闡述影片的核心主題，而真實的Robert Graves和Wilfred Owen，以及Sassoon的主治醫生Dr.Rivers穿插其間。除了Robert Graves的出場極其短暫，其他似乎配角的人物在影片中佔據了各自不容忽視的地位，起著配合主角或者與主角爭論，進而闡發主題的作用。故事從皇家韋爾奇燧發槍團（RWF）少尉、詩人Siegfried Sasoon於1917年7月發表公開的反戰宣言開始。片頭有一段長鏡頭：泥濘、屍橫遍野的戰場，還活著的士兵不停發著抖，淤積的泥坑裡浸滿雨水，沙包構築成的簡陋掩體，一群東倒西歪無法辨認生氣的軀體……主角Sassoon出現，他把胸前佩戴著的軍功十字勳章解下，奮力拋擲向默西河。隨即他發表了他那投石入水、激起波瀾的反戰宣言，在宣言中他向當局抗議，他拒絕繼續作戰，拒絕繼續充當使災難進一步加深的幫兇，他認為戰爭可以以更好的方式解決，他表明他抗議的不是戰爭，而是政客們令無辜的士兵犧牲。他同時表示對後方那些為光榮和犧牲喝彩的人們的憤恨。 在戰爭中僅憑懦弱就可以被定罪處決，Sassoon卻不但拒絕繼續服役，扔掉了軍功勳章，還發表了煽動性的反戰宣言，所有這些都足以使他被送上軍事法庭，甚至被安上叛國罪名。但Sassoon並不是一個可以隨便處置的無名小卒，他出身英國的上流社會，家境豪富，上過劍橋，過從皆是當時的名士騷客，他本人在戰前就是一名詩人（儘管由於生活富裕悠閒，寫作的大多為浪漫色彩的詩歌，或是與自然相親的田園詩歌）。他在戰爭前期表現英勇，他的親弟弟Hamo（劍橋克萊爾學院畢業，民用工程師）於1915年11月初因傷死在加利波利，他的親密朋友David 湯瑪士也在大戰中被殺，復仇的慾望曾驅使他在一段時期里經常遊蕩在外尋找德國人拼命，他因為勇敢地解救同袍的行為被嘉獎軍功勳章，他本人負過傷，隨同RWF參加過1916年7月開始的血腥的索姆河攻勢。到1917年7月，他早已經是一名久經戰陣的老兵，但同樣也深受彈震症困擾。 Shell-Shock，彈震症，在1917年初變得非常顯著，這是一種誘發機制簡單，但治療甚為複雜的精神疾病，其癥狀表現因個體情況不同有千差萬別的病例。BBC記錄片The Great Wa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20th Century里有一段關於彈震症的視訊記錄，就呈現了幾種不同的癥狀：有人行走時雙腿打結，有人在平地也無法爬起身，有人一聽見響動就鑽到床底下，有人失語，有人無法直視上級軍官的軍帽。在Regeneration中，對彈震症的癥狀和治療也有詳細的表現。如Sassoon有幻覺症，Prior無法說話，還有不知名的軍官在進餐時嘔吐，還有人發噩夢，甚至有人自殘。Sassoon自己記錄，在Craiglockhart醫院裡，大家白天都溫文爾雅教養良好活動健康，一到晚間就鬼哭狼嚎夢中驚悸各種怪聲四起。而在小說Regeneration里，Pat Barker還告訴我們，Sassoon們住的Craiglockhart的病房是沒有鎖的，因為「三週前有人自殺了」。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士兵在前方的血火中殞命，回到後方依然無法獲得新生，甚至生不如死。這就是戰爭，這就是戰爭對人的殘害，它不僅僅在戰爭中奪去人的生命，還把這種殘害無限往後延伸。不僅僅在戰時，甚至在大戰結束後的許多年裡，它依然像鬼影追逐著那些親身經歷者們。 然而Siegfried Sassoon並非因為彈震症被送到蘇格蘭的Craiglockhart軍事醫院的。在1915年他結識了一位同屬RWF的同僚軍官，也是同儕詩人，Robert Graves，在1916年初他們同在1營，索姆河攻勢發動時Robert Graves隨同2營作戰，7月20日在High Wood進攻中重傷，被誤報KIA，但最終倖存。Graves是一個與Sassoon性情截然不同的青年軍官，他是在1914年大戰剛爆發時就主動三軍的。他的母親是德國人，他的舅公是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冉克，他的姓氏里有「Von Ranke」的字眼。他是卡爾特公學畢業生。在畢業時獲得了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的獎學金。但是公學時代的陰影使他對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毫不期待，大戰的爆發和軍隊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他擺脫陰影的另類「避難所」。從性格上看Graves是個早熟的、冷靜老練的年輕人，他自己說他與上級軍官打交道時有一種特殊才能。也因為並非抱著對榮譽的渴望和愛國熱情三軍，他對戰爭有更清醒的認識，他比Sassoon更懂得真正的戰爭。儘管1914年時他才19歲，但「戰爭迅速將一名愛好和平的青年轉變成了一名好戰分子」。 在1918年出版的詩集Fairies and Fusiliers中，Graves這樣歌頌他與Sassoon的友誼： Show me the two so closely bound As we, by the red bond of blood, By friendship, blossoming from mud, By Death: we faced him, and we found Beauty in Death, In dead men breath. —Two Fusiliers 1917年7月Sassoon的反戰宣言發表時，Graves正在懷特島休養，Sassoon給他寄去了一份副本，Graves收到後大驚失色，他立即想到了後果。也立即行動起來，去挽救他的朋友脫離不名譽、脫離軍事法庭和叛國罪的可能懲罰。但Sassoon並不懼怕軍事法庭，相反的，他希望借軍事法庭將事態擴大化，使之達於公眾，振聾發聵。作為好朋友的Graves顯然並不願意Sassoon如此，除了自己的行動和一些朋友的幫助外，他還請求Edward Marsh代為斡旋，Marsh是Graves公學時代就結識的老朋友，是邱吉爾的長期私人秘書，Marsh建議Graves，應該告訴Sassoon並不會有軍事法庭，如果他繼續頑抗，他只會被送到某一處禁閉起來，永久地與戰爭隔離。Sassoon聽聞後，要求Graves按著「想像中的聖經」起誓，保證確實不會有軍事法庭，他才接受Graves的建議，去醫療委員會。這一事件最終的結果就是，Sassoon被送到了專門治療彈震症的Craiglockhart醫院。並在那裡接受一段時間的治療後，重返了戰場。 Pat Barker的小說，以及影片Regeneration，都是從Sassoon進入醫院開始，到返回前線為止。 Robert Graves在影片中出場時間極短，總計約十分鐘，在Sassoon初進Craiglockhart時，他前來探望友人。這個人物由蘇格蘭演員Dougray Scott扮演，和歷史真人面貌完全不像，氣質上卻比較出彩，是個很有愛的形象。Graves在大戰中數度負傷，進出醫院自也是家常便飯，但他從未住進過治療彈震症的醫院，這並不等於說，他就沒有罹患彈震症。事實上，他的彈震症情況非常嚴重，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年，他甚至無法立即繼續牛津的學業：非常瘦，非常緊張，四年的長期缺乏睡眠使得健康極其脆弱，在許多方面無能，厭惡乘坐火車，無法使用電話，一天之內會見超過兩個陌生人就會無法入眠。Indeed,the war still went on in morbid hangovers for Graves himself long after the fighting ended:he continued to suffer from neurasthenia,paranoia,nightmares,and hallucinations for years.這是小說和影片都不曾提到的。 在Craiglockhart，作為病人的Siegfried Sassoon將遇到在他的生命中佔據重要一頁的兩個人：一個是後來的著名戰爭詩人Wilfred Owen，他比Sassoon小七歲，此時是個24歲的年輕少尉，從法國戰場因為精神崩潰而撤回來就醫；一個是Dr.W.H.R.Rivers，Sassoon的主治醫生，著名的人類學者、精神病學家，一戰時的彈震症專家，皇家學會會員，他比Sassoon年長22歲，此時是位53歲的經驗閱歷豐富的上尉軍醫。他們都與Sassoon成為了摯友。 -------------------- 不算影評，姑且作為電影的背景資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