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d Lie: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

魯德亞德·吉卜林，詩人，小說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文壇的標竿性人物，他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語作家，也曾被提議授予英國桂冠詩人的頭銜和晉封騎士的機會，但後兩者他悉數拒絕；亨利·詹姆斯稱他為自己「生平所見最具天賦之人」。吉卜林生於19世紀60年代，這是不列顛聯合王國的巨輪平穩航行於世界之海，頹勢未顯之際，這是第二大英帝國的全盛時期。一百年前的這個時候，帝國最強大的敵人拿破崙尚未誕生，擊敗他的威靈頓公爵尚未誕生，但帝國的捍衛者威廉·皮特首相和霍雷肖·納爾遜將軍皆已在幼齡，這之後爆發了美利堅十三州殖民地脫離宗主國的獨立戰爭，爆發了撼動舊世界和舊傳統的法國大革命，在法國大革命的洪流中拿破崙橫空出世，君臨歐洲，瓦解的第一大英帝國在年輕的皮特首相掌舵下收拾好財政爛攤子，開始了對付這位不世雄主的艱難征途。從18世紀邁入19世紀，大不列顛變為聯合王國，第二大英帝國在逐漸成型。經歷漫長的挫折、艱危與種種困難，英國在最能體現這個民族性情的人們的領導下，擊敗了曾經無往不勝的拿破崙和他的法蘭西帝國，站到了歐洲主人的位置上。整整一百年，直到吉卜林出生的年代，儘管東方動盪不堪，歐洲卻是和平的，維多利亞的暖陽籠罩著英格蘭大地，帝國向極遠處伸展開它的觸角，掌控著它的屬地和屬民的命運。吉卜林是盎格魯印度人，身份與民族認同的複雜問題，將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佔據顯著位置。儘管並非出身貴族之家，吉卜林的家庭環境中卻不缺顯赫人物，他的一位姨夫是著名的拉斐爾前派畫家愛德華·伯恩瓊斯，他的一位表弟是未來的保守黨首相斯坦利·鮑德溫。

愛國從來不是一種虛幻空洞的、純然盲目、排除理智的熱情，斯巴達勇士的魂魄至今仍駐守在溫泉關，早期的羅馬人也正是倚靠這種純樸熱烈的情感扛過了布匿戰爭中最大的危機，建立起來羅馬帝國。愛國是跟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緊密關聯的，若是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不值得它的子民驕傲自豪，歸宿感與愛國情緒又從何而來？吉卜林生在如此年代，回頭望去，光輝彪炳，放眼未來，無限憧憬，他又有什麼理由不被愛國的熱情充滿？又有什麼理由當需要英國站出來時，他不選擇和自己的國家站在一起，為此盡一份力呢？在《我的孩子傑克》中，當女兒怨責是父親讓兒子去送死時，吉卜林只能竭力試圖跟妻子和女兒解釋，為了保衛這個國家的歷史，這個國家的光榮，他們應該去履行自己的職責。

和大戰中的許多父親一樣，這個父親有一個兒子上了前線。年輕的約翰想要從戎，但他的弱視阻擋了他通往軍隊的大門。他嘗試了兩次皆被拒絕。吉卜林是彼時英軍總司令、愛爾蘭近衛軍團團長羅伯茨勳爵的終生朋友，應吉卜林的要求，約翰被接收進愛爾蘭近衛軍團。在1915年悲慘的盧斯戰役中，約翰最後一次被看見是在泥沼中痛苦掙扎，一顆爆炸的炮彈撕開了他的臉。他的遺體沒有被找到安葬，但在9月份被確認死亡，時年18歲。失去兒子後，吉卜林寫下如是句子：「如果有人問我們因何而死，告訴他們，因為我們的父輩撒了謊。」（If any question why we died/Tell them,because our fathers lied.）其間或許隱含了他對自己在約翰之死中扮演的角色的內疚之情。

遺憾的是，吉卜林家庭的悲劇不僅僅是個別家庭的悲劇，而是當時千萬家庭的悲劇，吉卜林的痛苦與遺憾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痛苦與遺憾，從英國對德宣戰那一刻起，這樣的痛苦與遺憾就已註定不屬於一家一姓，而屬於整個國家和民族，並將延續到未來很久，甚至影響到另一場世界大戰。

在看電影的過程中，我不斷想起許多命運可以與約翰·吉卜林對觀的個體，如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從戎時19歲，愛德華·溫德漢姆·特蘭特（Edward Wyndham Tennant）從戎時17歲，威爾弗萊德·歐文（Wilfred Owen）從戎時22歲。他們都是自願三軍。尤其是死於索姆河戰役中的愛德華·溫德漢姆，一戰爆發時他還是個溫徹斯特公學學生，就毅然決然拿起武器為捍衛國家而戰。他是參戰的最年輕的溫徹斯特人，出身貴族之家，戰前正在為進入外交部做準備。在寄回家中給母親的戰地書信里，這個男孩以一種無畏的樂觀和積極對待他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和難以想像的危險，直到預感死亡來臨，他的勇敢與對家人的愛也未曾被剝奪。而大戰中葬送掉的，正是許多這樣優秀的英國兒子。這裡面面臨一個問題，他們究竟為什麼去打仗？他們有沒有自主意識？是被愛國宣傳教育洗腦了，還是被「父輩的謊言」矇騙了？好戰？渴求榮耀？是被強迫驅趕上戰場，因為留在英國的會被視為懦夫遭到鄙視？還是被徵兵，無法想出合理藉口免除兵役？還是為了捍衛祖國和摯愛的親人，自願奔赴前線？又或是因為兄弟、朋友、同窗、師長、學生都在異國他鄉拼命，而自己覺得良心愧疚，無法袖手旁觀？

我想情況應該是多種多樣的，我無法接受把「被父輩的謊言矇騙」這樣一頂帽子不加區分地一頭罩在所有流血犧牲者頭上，好像他們是完全沒有自由意志、愚蠢地去送死的傻瓜。這不公平。這是對他們的侮辱。一切戰爭從踐踏入的尊嚴和生命權的角度而言，都是可譴責的。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擁有完全勝利、不需償付代價的一方。沒有任何一場戰爭值得沒有陰影的歌頌。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不應該去打仗，不應該去盡他們認為該盡的職責，不應該去捍衛他們覺得值得捍衛的事物。像愛德華·溫德漢姆這樣的年輕人，在任何時代都是令人惋惜和值得欽敬的好青年。我無法用「愚蠢」或「被矇騙」來定性他們的作為。有一些我所知道的和平主義者，他們照樣參戰了，拿了軍功勳章，死在了戰場，或者身負重傷。一次世界大戰消耗了英國整整一代的青年菁英階層。損失與得利不成正比。能說這一代青年菁英都是傻瓜？

The Old Lie: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為祖國捐軀的甜美與光榮，不過是古老的謊言。這是戰爭詩人歐文24歲時寫下的詩句。歐文在寫下這首詩歌后回到了前線，獲得了軍功十字勳章，於停戰日前一週陣亡。

愛德華·溫德漢姆在盧斯、伊普爾、索姆河諸地作戰，1916年9月22日被德軍狙擊槍手所殺，時剛滿他的19歲生日兩個月零22天。

他們到今天仍被人銘記。

Memento mori，人人終將死亡，但也許我們並不會死得比被浪費掉的他們更有價值。和平年代的我們，迷失的我們，沒有理想，沒有信仰，談不上卑鄙，卻也沒有高貴可言。再大的成就，與前人相比亦不過平庸二字。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