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離中尋找空間 ——《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評析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一、譯名的「分離」 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譯成「一次別離」似乎是欠妥的，個人覺得譯成「分離」或許更為貼切。一來，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採訪時也說：「Separation」涵蓋了諸多的層面，如何去理解，這個問題需要留給觀眾自己。"A Separation of...."這個語法結構提供了一種開放性的解讀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別離」卻隱約有種一錘定音的意味，弱化了電影本身的多重寓意。二來，看完整部電影，你會發覺所謂「別離」並沒有太多向過去告別的意思，也並非是一個位於時間軸上的重要節點，而是將各種「分離」全都交織在一個故事中，且無論在哪一層面上，都顯示出了一道鮮明的分野與裂痕。導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試圖通過兩個不同階層家庭的碰撞來揭示出這道分野與裂痕的存在。 二、菁英與菁英的分離 納德和西敏所組成的中產階級家庭，顯然是伊朗社會中菁英的象徵。他們有房有車，受過良好的教育，有體面的工作，負擔得起護工和家庭教師的開銷。但導演阿斯哈通過開篇那接近4分鐘的長鏡頭，透露出這個中產家庭正遭遇到的解體危機。一反慣例的是，在離婚的當口上，西敏依然承認納德是一個得體而正派的人。他們唯一的分歧在於，西敏拿到了出國的簽證，因為她不願女兒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至於是何種環境，阿斯哈狡猾地略過不表，點到為止——而納德不願離開患有老年痴呆的父親。老年痴呆的父親是個明顯的隱喻——一個老邁而病入膏肓的祖國。西敏質問納德，你父親還認得出你這個兒子嗎？納德回答，這又有什麼區別呢，我認得出他是我的父親啊。國家失序的癥狀之一，便是中產階級的逃離。離開還是留守，納德和西敏無疑代表了這一群體中兩種截然相反的的觀點。頗有意味的是，納德在法院的長凳上對著女兒Termeh舉手起誓時，卻不想把身邊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牽了起來——選擇離開的大可自由地離開，決心留下的卻處處為僵硬而強大的體系所掣肘，還有比這更絕妙的諷刺嗎？ 三、 民眾與菁英的分離 比起菁英內部的裂痕，民眾與菁英之間已然是一道鴻溝。而這也是整部電影著墨最多的部份。 護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無疑是底層民眾的象徵。他們在身處菁英階層的納德和西敏面前，幾乎毫無話語權。 Razieh在和納德的薪資談判中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後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給我個答覆吧，這樣我也好找別人」前煙消雲散。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債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幹得不錯，能不能加點？不滿意你可以不付錢。」這種以退為進的策略。對此，隔著玻璃窗的納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顧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來吧，帶上身份證。 在菁英階層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們，無疑屬於一個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體。如果我沒有遺漏的話，在納德和西敏的對白中，有意一次也沒有出現過Razieh和Hodjat的姓名。對他們來說，民眾只是一張張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場戲是這樣的：納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視地稱呼Razieh為「女士」，邊敷衍著她的問候，邊直奔女兒的家庭教師而去，主動打招呼並稱對方為「Ghahraii太太」。兩相對照，區別立現。另一個更明顯的橋段是：納德的女兒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誦課文：「在薩珊王朝時期，人們被劃分為兩個階層：上層特權階層和普通階層(the normal class)。」她的外婆立馬糾正說，是"普通民眾(the normal folks)」。而此時佔據鏡頭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兒，她在一旁鸚鵡學舌地附和著Termeh的背誦。導演的用意再明顯不過：分離的階層觀念，不僅是後天的自然演變，更是一種人為的假定和預設。 而在雙方的直接交鋒中，這種差距更是體現得尤為突出。在法院裡，面對納德和Ghahraii太太條釐清晰的反駁，Hodjat只能憤懣地對法官說：「我沒什麼可失去的了。」然後他指著納德，「我的問題在於，我沒法像他一樣能說會道。」他情緒失控，他被判蔑視法庭，可他除了以頭撞門之外再無他法。而他的保釋擔保人，還必須有公務員或企業主的身份才行。其後，Hodjat放棄了在法庭上的言辭爭辯，轉而試圖用自己的方式來獲取真相。他闖進學校逼迫Ghahraii太太對著《可蘭經》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著他最後的出路也被堵死。另一邊的納德完全不同，他只通過一個簡單的實驗就證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說的那樣，把她從門口推落至臺階，因為這根本不可行。此時，在民眾與菁英分離的背後，還隱含了另一種層面上的分離——宗教信仰和世俗規則之間的分離。而無論從哪種層面上來看，高下立判，勝負已分。 事實如此，在菁英階層面前，普通民眾徹底居於被動。平時，他們處於一種失語的狀態；而當他們試圖抗爭時，又完全力不從心。但弔詭之處在於，在納德的父親——伊朗國家的象徵——患病之後，西敏選擇離開；有工作有女兒的納德無暇顧及，只好選擇僱人幫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勢的Razieh擔負起了最髒最累那些活。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無比精確的社會速寫。 四、 道德與現實的分離 在事故發生之後，儘管納德、西敏與Razieh、Hodjat處於相互對立的立場，但他們都在各自道德的約束下被捲入了這場紛爭。只不過，一方信守的是傳統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則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規則和個人道德。但這還只是一個開端。 Razieh的看護工作受制於宗教道德，在為老人洗澡之前，還需要打電話向宗教權威請教是否可行。在這個一路狂飆的現代世界裡，古老的宗教觀依然頑強地延續著它的生命力，傳統和現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漸彰顯。而因為顧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車禍實情的Razieh，一邊要將這齣戲繼續演下去，一邊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譴責。這種掙紮一直持續到納德和西敏願意出錢賠償，才觸及到她的底線。諷刺的是，她道出實情的理由並不是擔心會給自己的女兒帶來負面的影響，而是害怕會招來可怕的詛咒。她的丈夫Hodjat同樣是一個虔誠的信徒，也一個因無力養家而自責的男人。當Razieh袒露車禍實情後，他想收下賠償金並獨自承擔說謊的罪過。此時，在與宗教道德的衝突中，身為父親和丈夫的責任感最終佔據了上風，贏得了一場近乎自殘的勝利。 納德為女兒溫習單詞，告訴她寫正確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無妨，則是一處用來勾勒人物性格的鋪墊戲。在順便嘲笑僵硬的學校教育之餘，更是在表明納德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他不介意為堅持原則付出小小的代價。但面對法官的追問時，他卻違心地說了假話。當恪守道德便意味著遭受法律的制裁，當堅持的代價過於高昂時，向現實妥協成了一種無奈的選擇。其後法官要求詢問他的女兒Termeh，納德既沒有鼓勵她說出真相，也不曾慫恿她為他圓謊。他沒有勇氣向上攀升，同時也拒絕繼續墜落。他的不選擇，卻等同於將選擇的重擔轉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這一轉移，不想卻成為了另一種分離的肇因。 五、童年時代與成人世界的分離 Termeh和Razieh的女兒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場戲，是全片中為數不多的幾處亮色之一。那個時候，她們還生活在一個用童話與課本堆砌出的世界裡——那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當她們的父母不約而同地選擇用謊言來應對時，灰色出現了。她們被迫承擔起了不該由她們承擔的重負，保守著一個昏暗渾濁的秘密，她們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謀。而後，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動聲色地幫著父親圓謊，轉眼又在汽車后座上淚流滿面。她的童年時代從此崩塌，而在它的廢墟之上隱約出現了一個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臨近結尾時，這兩個孩子那陰沉對視的一幕，堪稱全片最驚心動魄的畫面。在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兩個小女孩一同在向她們的童年時代無言地告別。一個殘酷的成年儀式完成了。 六、納德與西敏的分離 納德與西敏的分離，是整個故事的源頭，同時也構成了諸多「分離」中最淺顯可見的一個層面。事實上，分居起初只是種姿態，是一件納德和西敏用來博弈的武器。納德以為女兒和自己更親，她不走，西敏也不會走；西敏知道女兒為了留住她會待在父親的身邊，所以除非納德棄子認輸，她也走不了。兩人之間，便維持著這樣一種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納德在是否該支付賠償金的問題上相持不下，以致於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間井噴，情勢的發展漸漸超出了兩人的控制範圍。當西敏朝堵在門口的女兒大喊：「鬼才答應過！」時，一切都變得無可挽回了。影片最後，阿斯哈又安排了一個納德和西敏在法院長廊里等候判決的長鏡頭，所有的「分離」都在這裡等待觀眾給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電影與大陸電影的分離 好玩的是，對於大陸電影而言，最後還會多出這一層面上的分離。那些老是把懷才不遇歸咎於投資匱乏的苦主們可以閉嘴了，人家這部基本用手持攝影機拍攝的《分離》才花了不過區區30萬美元，這點錢都不夠國內某些豪華爛片做宣傳的，用來雇水軍在網路上刷分可能還差不多吧。至於把所有癥結都推諉到審查制度上的藉口，似乎也顯得不那麼可靠了。繼《三個傻瓜》和《芭薩提的顏色》令我們驚覺，原來印象中只會又跳又唱的印度電影已經遠遠甩開我們一大截之後，面對受到同樣桎梏的伊朗電影，大陸電影還留有多少自辯的餘地呢？整體水準低劣，審查制度當然難辭其咎。但個人拍不出好電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內功不夠。對此，借用卡爾維諾的一段話再合適不過了：「免遭痛苦的辦法有兩種，對於許多人，第一種很容易：接受地獄，成為它的一部份，直至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種有風險，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學習：在地獄裡尋找非地獄的人和物，學會辨別他們，使他們存在下去，賦予他們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