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我走到世界的盡頭

        這是上世紀60年代巴黎一處名叫藍色大道的陋巷，綠裙紅唇、站在街口妖嬈著身體的黑人流鶯，在落滿餘暉的狹小天井中轉呼啦圈的雀斑少女，站在雜貨店櫃檯後默然觀察人世的白鬚老人，放學後穿著白色背心、站在二樓窗前看著這一切的稚氣少年。這部改編自法國作家艾力克·埃瑪紐埃爾·施密特(艾瑞克-Emmanuel Schmitt)原著的[易卜拉欣先生和古蘭經的花]，就這樣在一幕幕昏黃膠片上的舊辰光中緩緩拉開序幕，鏡頭下的清貧俗世中，氤氳出些微青蔥的騷動、溫暖的人情和樸素的哲思。

「微笑能創造奇蹟。」
        在恰滿16歲那天，那個窗前的少年迫不及待地砸碎了存了多年的儲蓄罐，去雜貨店換成了整錢，然後來到他已在窗口窺視了許久的流鶯面前，說出那句在家中練習了無數次的「今天天氣真熱」，嘗試了第一次的肉體歡娛，以此作為自己的成人禮。這個叫摩摩的少年，眉目間像極了特呂弗[四百下]中的安托萬，一樣的眼神清澈、內心溫柔，且身處與安托萬類似的處境，在課堂上被老師尷尬地嘲笑，在母親的缺失和父親的冷漠中孤獨地生活。
        摩摩的父親其實並非如安托萬的繼父般十惡不赦，只是不知如何做個合格的父親。他沉默古板，每日進門就是脫下外套，關掉摩摩房間的燈和收音機，吃準備好的晚餐，程式固定；他錙銖必較，告訴摩摩「錢是用來存的，不是用來花的」；他總是習慣性地用摩摩哥哥保利的種種優點來羞辱摩西，但後來證明保利完全是他的杜撰。然後他失業了，留下一筆錢離開了家，等摩摩再得到他的消息，他已把身體殞滅在火車之下。其實他的死與不死於摩摩並沒有多大差別，反正他從未體恤過摩摩的生活和性情，他作為一個父親的精神意義從來不曾存在，死在馬賽鐵軌上的，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肉身。
        摩摩比安托萬幸運的是，他沒有因為家庭的四分五裂而被推去直面社會的殘酷，因為他遇到了雜貨店老闆易卜拉欣先生。易卜拉欣先生已經很老了，就如同他的飾演者奧馬爾·沙裡夫，早已不再是[阿拉伯的勞倫斯]中那個年輕彪悍的哈里蘇部族首領阿里，或者那個在亂世中顛沛流離的[日瓦戈醫生]，而成了一個優雅的白鬍子老爺爺，就如同許多忘年交題材中的老爺爺長的那樣。他眼神裡有一種神秘的力量，黝黝地深藏著關於人生的智慧，溝壑縱橫的臉上又始終有一抹笑，笑出一種寬厚的悲憫，他明明白白地看見眼前這個叫摩摩的孩子在人世里載浮載沉的靈魂，正等待著他的援手。
        摩摩與老人的交集從偷竊開始，為了從父親給的定額伙食費中節省出零錢，他從老人的雜貨鋪里每日偷一個罐頭，卻不想老人把什麼都看在眼裡，但老人跟他說：「你不欠我的，如果你要偷，我情願你在我的店裡偷。」說的時候老人滿臉笑意與溫柔，就那樣鬆鬆地坐在櫃檯後面，讓人感到一種可以倚靠的沉穩。然後，他開始教摩摩種種省錢的「歪門邪道」：用貓罐頭冒充肉醬，買可以多吃幾日的麵包，如何在博若萊葡萄酒裡兌別的酒……正如[天堂電影院]、[蝴蝶]、[亞特蘭蒂斯之心]、[在世界拐角遇到愛]、[心靈捕手]等等幾乎所有忘年交題材電影一樣，充滿愛與智慧的長者終出現，指引那個沉淪於孤獨中的孩子走出迷茫，而電影也開始了最動人的一章。
        他帶著摩摩買新鞋，去散步，洗土耳其浴。知道摩摩迷戀於流鶯的身體，老人說：「我的《古蘭經》里說新手從這些專業人士身上開始比較好。」；聽到摩摩抱怨藍色大道的窮陋，老人說：「只要有心，在哪兒都能發現美。」得知摩摩失戀，老人說：「不要緊，你對她的愛永遠屬於你，就算她拒絕也不能改變事實，她只是無福消受，如此而已，你所付出的將永遠屬於你，你所擁有的也永遠不會消失。」最重要的是，老人告訴摩摩：「微笑能創造奇蹟。」在一句句不管16歲的年紀能否理解的處世箴言中，摩摩那個長久以來一直缺失的精神父親的角色，終於被易卜拉欣先生所補缺，直到生父自殺，老人理所當然地收養了摩摩，成了摩摩真正的父親。
        影片最後30分鐘，老人帶著摩摩，開著新買的跑車，開始了他們的回歸之旅。他們走過許多的地方，見識了瑞士的安逸，也看到了阿爾巴尼亞的貧窮，並在希臘感受到了慢節奏生活的幸福。「你瞧，摩摩，我終其一生都很努力地工作，但我也好好利用我的時間慢慢地工作。是我不想賺大錢嗎？還是我不想看到顧客大排長龍呢？不是，都不是的。『慢』才是幸福的秘訣。」老人對摩摩說。我們更多的人從小就被教導要「快」，奮力博取功名與財富，如此才能幸福，而事實上，一直在匆匆趕路的我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尋覓得內心的幸福。摩摩無疑是幸運的，因為他在16歲那年，就有一位長者用自己一生悟到的智慧，讓他無需再在人生的泥潭裡跋涉，而直接踏足在一條通往幸福的通途上。這是我們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人生際遇。而這種「慢」，也讓本片的人生觀迥異於[天堂電影院]中阿爾弗雷德的觀點，他終結了托托懵懂的愛情，讓他背井離鄉，以30年的孤寂為代價換來功成名就。

「我知道我的《古蘭經》里有什麼。」
        但如果[易卜拉欣先生和古蘭經的花]僅止於此，那也就與前文提到的那些忘年交電影沒什麼兩樣，老少情深，箴言遍佈，細膩鋪陳著一種理所當然的老套劇情，沉迷於一種理所當然的感傷情調。但[易卜拉欣先生和古蘭經的花]的好處，更在它於人情人世之外，以一個叫易卜拉欣的穆斯林老人(易卜拉欣為《古蘭經》記載的先知，是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祖先)和一個叫摩西的猶太少年(摩西曾帶著被奴役的以色列入，開紅海，出埃及，並在神的指引下寫下《十誡》讓世人遵循，是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共同尊崇的先知)，在一片信奉基督教的土地上的故事，滲入了作者與導演對於宗教的思索，電影也由此變得厚重起來。
        2011年7月22日，32歲的挪威男子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奧斯陸國家政府辦公樓附近引爆了炸彈，而後又在距離奧斯陸約40分鐘車程的於特島，用槍射殺了68位在那裡參加挪威工黨青年團夏令營活動的手無寸鐵的少年。兇手很快落網，他的犯罪動機也隨之大白天下：二戰結束後，大量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作為勞工來參與建設百廢待興的西歐，許多穆斯林教徒也隨之在此地定居，作為極端右翼分子，安德斯一直擔心隨著穆斯林移民的增多，有一日基督教歐洲會被穆斯林歐洲所取代。他誓將穆斯林移民趕出歐洲，而挪威工黨一直奉行的寬容移民政策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雖是一個人作案，卻代表一個龐大的族群。雖然表面上一直和平相處，但歐洲人對於穆斯林的敵視一直暗潮湧動，直到「9·11」事件，歐洲人與穆斯林間的仇恨被徹底點燃，一種如同安德斯般害怕被徹底穆斯林化的情緒開始蔓延。那之後，各種因宗教信仰而生的恐怖事件層出不窮，2005年7月7日，倫敦發生地鐵爆炸案，事後調查就發現所有的作案者均為穆斯林。而巧合的是，[易卜拉欣先生和古蘭經的花]就上映於這一年。
        大家都把易卜拉欣先生的雜貨鋪叫做」阿拉伯人的店「，是因為他像阿拉伯人一樣從早上開門直至晚上八點，週末也不打烊，摩摩在雜貨鋪里偷罐頭時躊躇，也以「我不在乎，他是個阿拉伯人」來寬慰自己。而易卜拉欣先生彷彿能看透摩摩的思想，對他說自己並非阿拉伯人，而來自「金月牙」。「金月牙」是安納托利亞到波斯之間的區域，屬於土耳其，而金月牙也是土耳其國旗的圖案。雖然電影沒有交代，但易卜拉欣先生很可能就是在二戰結束之後來到西歐、而後留下定居的土耳其人之一。
                   易卜拉欣先生從不掩飾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每當摩摩問他什麼，他總是用一句「我知道我的《古蘭經》里有什麼」來作答。那一日，摩摩問為什麼他可以喝酒(《古蘭經》第五章第90節提到「飲酒與賭博同為魔鬼的罪惡行為」)，易卜拉欣先生說自己是蘇菲派，正如摩摩之後翻字典翻到的，蘇菲派是伊斯蘭神秘主義的一個派別，他們對伊斯蘭教信仰賦予了神秘的奧義，奉行苦行禁慾的功修方式。易卜拉欣先生就是蘇菲派的躬身實踐者，他遠離故土清貧而快樂地活著，用一顆最慈悲的心去對待周圍的人，他虔誠，言必稱《古蘭經》怎樣怎樣，但又不刻板不教條，一直用種開放的姿態去面對世界。這個老人完全顛覆了穆斯林在影視作品或電視新聞中被慣常刻畫的包著頭巾的恐怖份子形象，而展現出人性最為睿智最為寬容的那一面。
        與穆斯林的境遇相同，猶太人在歐洲也一直處在被放逐的邊緣。耶穌基督當年被猶太人出賣的故事，使得幾千來在基督徒的信念中，猶太人都必須因此而遭到天譴。無論是中世紀的宗教審判，抑或1099年的十字軍東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猶太人的迫害始終不曾停息。在《易卜拉欣先生和古蘭經的花》原著中，易卜拉欣先生對摩摩曾說起他父親的死因：「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失去了雙親，因為他們都被納粹軍人抓到集中營裡去了，最後也死在集中營裡。你的父親雖然逃過這一劫，卻沒有恢復元氣，或許他因為自己仍活在這世上而感到罪惡。」這個電影中所沒有出現的情節，補全了我們一直以來所迷惑的摩摩父親終日消沉的原因，及最後自我了斷的根源，正是在於他的猶太人身份及曾遭受迫害的童年。
                  為贖當年對於猶太人所施行的種族滅絕的罪孽，西方列強幫助猶太人建立了現代以色列，卻是以驅逐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為代價，從而埋下了穆斯林與猶太人的仇怨。對於聖城耶路撒冷的爭奪，更是成為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教徒紛爭的焦點，約旦河兩岸的槍聲始終未曾停歇。但在[易卜拉欣先生和古蘭經的花]中，一個穆斯林老先生和一個猶太小男孩，雖然被鎖定了信仰和血統，卻在二人不是父子勝似父子的情感中，輕鬆跨越了「約旦河」。導演說他希望能拍一部關於寬容和友善的電影，典型如那日，摩摩和老人一起去洗土耳其浴，摩摩問老人：「你也受過割禮？」老人答：「穆斯林和猶太人一樣。」摩摩問：「那你也可能是猶太人？」猶太人自小就行割禮，男孩有無包皮成為辨識猶太人的一個重要標識，導演說他希望這是一部關於寬容和友善的電影，在這場戲中，他就如此輕易地化解了宗教的鴻溝，批駁了俗世的偏見。而電影還有另一層未有明示的宗教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中立國的土耳其正是少數為猶太人提供庇護的國家之一。
        在回土耳其的路途中，老人屢屢把摩摩的眼睛幪上，把他帶進一座座宗教建築物，讓他憑氣味去猜測他們走入的是哪座教堂。聞得到蠟燭氣味的是天主教的聖安東尼教堂，聞到薰香味道的是東正教的索菲亞大教堂，聞到「腳臭」（穆斯林在進入清真寺之前需要脫鞋）的教堂是穆斯林的清真寺，他還帶著摩摩去看阿拉伯的旋轉舞，他們相信萬物無時無刻不在旋轉之中，於是他們通過旋轉來進入冥思，從而接近他們的安拉。老人就是以如此生動的方式，把摩摩帶入一個個他所未曾接觸過的文化中去，但就如同他把一本《古蘭經》送給摩摩的動機一樣，他從沒有試圖去改變孩子的信仰，只是單純地想讓他去了解另一種文化，明白不同的宗教「並不是一種疾病，而只是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看到這裡，不免讓人唏噓，若世人都能如易卜拉欣先生般洞悉一切紛擾，相信世間會少很多因信仰不同而流的鮮血，只是看不透的人太多太多。
        易卜拉欣先生最後終於回到了故土，卻也隨之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或者如他所言是「融入了那浩瀚的永恆里去」。但可慶幸的是，摩摩繼承了他的雜貨店，繼承了他對於人世的寬容，也繼承了老人的那本《古蘭經》。「我知道我的《古蘭經》里有什麼。」老人曾經總是這樣說，那《古蘭經》里究竟有什麼？不是典故，不是教義，摩摩翻開發黃的書頁，只是兩朵已經風乾的藍色雛菊，很美麗。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