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愛：商業與人性的共謀

還在拍攝過程中，張偉平就盛讚《金陵十三釵》非常像美國大片，這對於各個環節並不完善的中國電影工業來說，無異於對導演個人的褒獎。相對於導演視覺奇觀大師的地位，作為製片人的張偉平最為擅長的也並不是挖掘故事，而是將電影打造成為大事件，電影本身就是奇觀。某種程度上來說，本片可以被納入到視覺/商業奇觀的雙重範式之下。對於好萊塢大片來說，要依靠全球電影市場獲取回報，價值觀上的差異性有可能會給投資造成巨大的災難。因此剔除差異性，保留最基本的、能為全世界觀眾所理解的普世價值無疑是一種更為穩健的策略。儘管本片仍然主打國內市場（這點導演很明白也很明確），能被普遍理解的人性仍是本片的基本訴求。
相對於原著小說，改編後的電影的敘事策略無疑非常清晰地顯示出電影的目標及定位。原著中的老神父被貝爾飾演的年輕的波斯米亞式的遊蕩者所代替，這種改變帶來的不僅僅是好萊塢一線男星出演的標籤，不僅僅是他的到來對於這個商業奇觀的標誌性意義，他更為直接的作用在於為電影文本提供了一個主動的主人公，一個充滿行動的人物；並且，他從玩世不恭的男人到悉心的保護者、溫柔的愛人與沉默的英雄的巨大轉變，承擔著將情感推向高潮的重任。實際上，轉變貫穿在每個主要人物身上，妓女們從出場的潑辣到決定獻身時的端莊，少女們從對她們的敵意到感激，喬治的懦弱到最後的勇敢決定，這種典型的好萊塢敘事電影的人物發展模式主宰著片中的人物。

與他和她們相比，國軍的士兵無疑是相當尷尬的存在。在政治/歷史的雙重壓迫之下，過去的電影中國軍戰士一直作為反面角色出現（當然了現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近年隨著史料的挖掘，雖然年輕一代眼人中對於國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大有改觀，卻不能改變本片中他們游離於敘事主線之外的命運。本片中，他們是危險的闖入者（夜闖教堂）與虛假的拯救者（隊長的狙擊並沒有真正拯救女學生，反倒引來了加藤）。但是作為有著戰爭片外觀的商業電影，他們又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他們是視覺奇觀的承載者，隊長的死是影片中部最大的一個高潮，是民族主義的一次小小意淫。但是，他們的故事也就到此為止了。

那麼誰是本片真正的英雄？不是神父的神父，不是烈女的烈女。他們既不屬於東方傳統，也不屬於西方傳統。假神父的身份使得影片無須碰觸西方的核心價值，而身為妓女的身份也使得她們無需背負倫理道德的沉重負擔。他們的一切行動都只從一個動機出發：保護女學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影片的高潮消解了國族的、宗教的與傳統的宏大敘事，而用另一種宏大敘事取而代之，即商業的與人性的宏大敘事。而影片的衝突也從複雜的民族／國家背景中脫離出來，變為了可以輕易被理解的、二元的正邪對立。

這一點從對書娟這個人物的改寫中也可看出端倪。儘管影片還是在書娟的「凝視」中展開，但是已經不同於原著中混合著「窺淫癖」與「戀父情節」的曖昧含混的青春期少女的「凝視」，書娟的「凝視」卻被男性所分享，成為香艷的視覺奇觀的載體，是隔著彩色的教堂玻璃的風姿綽約的女人的高速攝影，是煙霧繚繞的地下室中女人們的縱情歡飲（有必要說一下，導演在拍到這裡的時候特別提到，作為一個小孩子的書娟，對戰爭最鮮明的記憶，可能就是這麼幾幅色彩斑斕的畫面）。蘿拉.穆爾維指出：「她的視覺在場往往不利於故事情節的發展，往往在色情注視的瞬間凍結了情節流動。」而女孩同女人之間的衝突無疑也被影片簡單化了，敵意的來源與衝突的核心是圍繞著空間（爭搶廁所）與資源的（女學生也沒有麵包吃了），因此影片最終的書娟與玉墨的和解，也不再有對於男人來說神秘的、屬於女人之間的隱秘情感，而變成可以被普遍理解的人性的一部份。在這個人物身上，商業的（奇觀）與人性的（和解）融洽地結合在一起。

從這個角度出發，在國內備受爭議的關於做愛的話題就變得易於理解了。而關於做愛的大而無當的身體政治的討論（朱大可指責影片的兩次獻身一是對於西方的獻身二是對於國家－廣電總局的獻身）無疑沒有切中要害。做愛這個行為在這裡仍然是由商業/人性邏輯來決定的。好萊塢電影中，性與性暗示一直存在，無論在海斯法典之前還是之後。性已經深深嵌入好萊塢的各種類型，還有我們來自童年的、每每遇到這種場景就被家人把眼睛蓋住的被遮蔽的觀影記憶中，促進了新的觀看癖的形成，也成為視覺快感的來源。影片並沒有在這裡把「政治敘事變為身體敘事」，因為政治本身正是影片所極力避免的議題。而商業考量之外，這也符合影片的內在的情節邏輯。是否拍床戲的問題也是在拍之前前幾天才最終敲定，導演當時的說法大意是情緒是對的，可以拍。試想如果沒有床戲的話會如何？要互訟衷腸然後再相顧無言嗎？在這裡，擺脫了東西方傳統價值包袱的男女所做的，當屬於今天這個時代的人性釋放。另外，如果說性愛場景有問題的話，它的問題在於這是對好萊塢手法的誤讀，或者不如說中國式的改寫。好萊塢電影中，性愛場景多發生於45到1小時左右，正處於第二幕的中間部份，在下一個形勢向下逆轉的轉折之前；而沒有時間讓並不最為重要的情節發生在臨近高潮之前，因為之後還有動作戲和最終的衝突要解決，更何況此時的女主角很有可能置於邪惡勢力的威脅之下或對主角產生嚴重的誤會。而本片的不同之處在於，動作上的高潮早就已經完結了，最終的拯救只是情緒上的高潮，如此性愛戲在此還擁有了極為重要的情緒上的鋪墊作用。

南京大屠殺的電影書寫這幾年越來越近入主流視野，但是它面臨著無法避免的歷史窘境。正如列維.施特勞斯所說，神話的目的是提供一個有能力解決矛盾的合理的模式(Model)。於是我們看到各種電影敘事的視角集中在拉貝、安全區的美國人、日本士兵、假神父與真妓女身上，未來我們還可能看到魏特林的故事、福斯特的故事，卻極難完全在本土視角下尋找到拯救者的形象，書寫純正的民族神話，至少在南京不行。在戰爭記憶越來越淡薄的今天，個人這種文本的嘗試還是有意義的，廉價的眼淚也不是全無價值，畢竟電影不僅跟歷史對話也在跟當下對話，正如沙茲認為的那樣，衝突的解決可以增強公眾的共識。至少，這裡的做愛要比那個不敢做愛不能做愛也不會做愛的純情愛情神話理直氣壯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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