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跪著，卻原諒了世界

她們跪著，卻原諒了世界
文/王傳言
張藝謀的電影能夠成功，劇本佔據重要的地位。盤點他的影片，《活著》改編自余華，《紅高粱》改編自莫言，《大龍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這些電影，無論是關注底層和歷史斷代都可以說是成功的，奠定了他在電影節的權威地位。但從《英雄》開始的所謂商業片模式的大場面大製作便開始一路下滑，除了其中的色彩可圈可點之外，基本乏善可陳。尤其是《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三槍》，當電影和商業結合，或者是電影成了商業的婢女的時候，詬病便會隨之而來。但《金陵十三釵》似乎在悄悄發生變化，它正在試圖重拾張藝謀的早期時代。
造勢，似乎成為賀歲片的必用利器。從拍攝之初，《金陵十三釵》便不斷道出其中的玄機。聘請奧斯卡得主克里斯蒂安•貝爾擔任男主角，玉墨的飾演者倪妮更是爆料出《我和貝爾演床戲》，抓人眼球，勾人魂魄。其實，這些都是朝著票房去的。但從影片本身看，尤其是其中人性之善戰勝人性之惡的時刻，微弱的光明對抗者漆黑的暗夜，柔弱對峙著強暴，可以用編劇劉恆的話說，這部影片就是為了展示善戰勝惡的，這種戰勝不是數量上的而是在關鍵時刻從個人身上迸發出來的善的因子。
秦淮河畔，總是離不開胭脂粉氣。妓女們也曾是男權社會中被廣為詬病的，她們低賤，卑微，不入主流。但在關鍵的關頭卻挺身而出，捨生取義。重現了晚明時代妓女殉國的壯烈。從這裡用原著者嚴歌苓的話就是，她們跪著原諒了世界。儘管，其中有著點到為止的床戲，但此刻，床戲也僅僅是花邊，主流一下子成為殘酷環境下個人狀態的真實再現。如哈姆雷特的疑問：活著，還是離去，這是一個問題。也如孟子所言，身和義不能兼得的時候，只能捨生取義也。其實，不僅僅她們，那幾個傷兵也有著如此的表達，更是視金錢如生命的假神父也如此。
當然，除了正面的聲音，也有負面的評價。著名的文化批評家朱大可便撰文指出張藝謀的模式是情色暴力民族苦難愛國主義。這樣的批評可見是過了。電影之謂電影，僅僅是一種藝術的形式，除此之外，也是一種商業形式。試想，沒有投資方便沒有電影本身。我們不能再空中樓閣中去談論電影的發展。從這一點，《金陵十三釵》能塑造出這樣的形象，能將善戰爭惡的場景再現已經難能可貴，再多的便是苛求。否則就是一種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徑，任何電影都希望獲得票房的成功，這原本就未可厚非，這本身也不是評論一部電影的根本落腳點。
可以說，《金陵十三釵》也在顛覆著傳統的思維模式，那種二元的模式。從孩提時代，被灌輸的或者自己的的直觀便是希望電影中有著好人和壞人之分，希望電影的結局是好人戰勝壞人。但是，具體到一個人到底好壞乃很難界定，不能簡單化。如那個假神父一方面視財如命，一方面視死如歸。那群妓女一方面飛揚跋扈，一方面捨生取義。凡此種種也應該將看做是影片的一個貢獻。對於那種主旋律電影的價值觀顛覆無疑也將是致命的。
戰爭片能拍成這個樣子絕非易事，在一個狹小的教堂內，空間的侷促會讓人物窒息。但影片進行了很好的整合，將各種事情一件一件剝離，順理成章。不由想起《紫日》中的三個人的遭遇，其實，這也是戰爭片的邏輯。也是《西線無戰事》，透露的都是細節上人之謂人的生命體對於戰爭的感知。當然，《金陵十三釵》的重點不在此，不是關注戰爭，而是側重於人性，尤其是那些長期沒有被關注過的風塵女子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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