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的女性與張藝謀的主義

作為一位旅美多年的華裔女性作家，嚴歌苓的創作既帶有著女性創作本身獨有的敏感與細膩，又不可避免地透露著中西文化雜糅的氣息。這種創作特質為其與張藝謀的合作提供了一種天然性的可能，因為在張藝謀的電影中，以西方（他者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的歷史和民俗業已成為其相對穩定的創作策略。用民族化的題材博得本國觀眾的欣賞，同時以奇觀化的敘事贏得世界眼光的關注，是張藝謀一直在遵循和踐行的一種電影觀念。其電影背後的密碼，是以一種本土的素材去迎合跨文化的視角，用電影形式上的技巧去縫合文化觀念的差異，進而在人類共同認可的主題意義之下取得情感與觀念上的認同。
如果說要用一個字來闡述嚴歌苓小說創作的話，那就是「譎」。與同樣身為女性的同時代作家鐵凝、王安憶、陳染等人不同，嚴歌苓的創作特彆強調作品本身的奇異性。如果說鐵凝等人的創作是在現實主義的指導下去再現與反思歷史的話，那麼嚴歌苓的創作則是在自我設計的奇異故事中去表現和重構歷史。無論是把人從刑場救下藏匿多年（《第九個寡婦》），還是戰爭遺孤隱姓埋名融入異國（《小姨多鶴》），嚴歌苓的敘事總是特別注重故事本身的奇特效應。真實的概念在她的筆下永遠只是藝術創作層面的真實，而絕非歷史的、現實的真實。作為抒寫女性的作家，嚴歌苓的創作同樣也體現著厚重深沉的女性意識，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既有東方女性傳統的道德倫理特質，又帶有著獨特而又強烈的女性意識。這些女性往往成為男權社會不可多得的「異類」，甚至在男性中心的歷史背景下，彰顯出取代男性地位和作用的獨特作用。
《金陵十三釵》同樣也是奇異化敘事與女性主義結合的文本。影片將一個在具體真實層面無人相信的故事賦予了理想層面的現實可能：秦淮河畔的風月女人在國讎家恨的感召下迸發出了人性的光輝，為了挽救純潔的女學生而慷慨赴死。在這個近乎童話的故事背後影片創作者所要傳遞的，是女性（特別是在男權社會處於被蹂躪地位的女性）的主體意識和被認同渴求。編導有意識通過人物之口說出「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詩句，亦意在表明女性逐漸覺醒的渴望改變自身社會認同的訴求意識。在影片中，女性（妓女們）取代男性（李隊長、John）而成為救贖的真正力量，用死亡的慘烈來凸顯其犧牲的意義和價值所在。但實際上，影片並未把這種這種女性意識處理成一種自覺的意識，而是概念化為「知恩圖報」的道德感召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患難情意的結果。人性的光輝與弱點、女性的堅毅與脆弱交織在一起，又消解了女性主義層面上的意義。
與這種奇異化敘事相契合的，是長期存在於張藝謀電影中的「奇觀」情節表現。《紅高粱》中的顛轎野合，《菊豆》中的染坊，《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點燈捶腳，《三槍拍案驚奇》中的甩面等等，無一例外都是帶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奇觀。作者運用這種奇觀吸引觀眾的注意力，進而表達特定的主題。在《金陵十三釵》中，這種奇觀的表現依然存在。十四位佳麗彈琵琶吟唱《秦淮景》的場面同樣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奇觀，只是這種奇觀又將女性置於被觀賞和品味的地位，成為與女權主義相背馳的藝術表現。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