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苦難，你只是道聽途說

    我一直認同一個觀點——一部電影，不著痕跡，無法學習的好，是神品，像《夢之安魂曲》；

    有痕跡，可學習，可分析的好，是佳作，像《入殮師》。

    而《金陵十三釵》，雖然算不上神品，卻是佳作。

    十二月的昆明，和七十四年前的南京共享著同一個月份，而月份里包裹的寒冷卻早已不是七十四年前的那種冷了。當戲院裡大幕拉起、眾人屏息、暗黑的螢幕上只剩下漸入漸出的字幕時，我看到編劇一欄的後綴赫然出現了「嚴歌苓」的名字。和所有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的偽文青一樣，遇到「嚴歌苓」這三個字，我從來都是畢恭畢敬珍藏起來高高地擱在書架上，生怕她一跺腳一皺眉，九條小命就去了八條。她不是魔法師，她的字卻有魔力。有些些市井，卻又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拉扯著中國老百姓千百年賴以生存的黃土地尚不罷休，非得扯得人頭皮都跟著戰慄起來。小說裡的南京城是一座孤獨島，孤獨瀰漫了寒冷可侵襲到的每一個角落。國人和日本人，他們吃喝拉撒在同一片土地，卻滋生著不同的慾望；白種人和黃種人，他們說著同樣的英語，卻承受著不同的苦痛；男人和女人，他們頂著一樣年輕而骯髒的皮膚，卻背負著不同的恐懼。就在這個時候，十六個秦淮河女人晃著她們矜貴又低賤的腰肢闖進了夜夜誦經的聖耶穌教堂，像一灘鮮紅的血潑在潔白的紗裙上，刺眼而壯烈。她們本應是這座城市的繁花，結實的枝椏上頂艷頂艷的那一朵，只是一不小心開敗了。點亮蠟燭的教堂里，年幼的女學生與稍年長的秦淮河女人，她們在彼此強烈的氣場之間平衡著各自波濤下的暗湧。每個人都散發出很濃的孤獨氣味，像催化劑一樣繁殖滋長，在一個特殊而隆重的歷史大背景下，它們找到彼此，珍惜也悲憫著彼此，然後慢慢發酵，或者瞬間燃燒。這是一個現實主導的世界，人的眼界有限，看到的世界便不會太大。十二月的南京城，炮火連天，所有人還來不及去關心隔牆那邊的嘶吼與拚殺，他們只浸泡在自己的眼淚里。他們聽到牆外的炮火聲，知道死亡很近了，他們看到同伴冰冷的屍體，才發現死亡其實早已經來臨。

    這是小說里構築的世界。變成電影，卻已經全然不是那麼回事了。

    張藝謀是一個聰明的電影導演，這一點應該所有人都懶得出來否認。他聰明，不是因為他是張藝謀，而是因為他是一個中國導演，而且，還是個大導演——他必須聰明。他必須知道，中國觀眾，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觀眾想要什麼，能要什麼。陳國富說過，電影是西班牙旅店，沒有食物，只有自帶便當。意思是，你通過一部電影看到了什麼，取決於你希望通過它看到什麼，或者，你的閱歷和審美能通過它看到什麼。中國式大片，在特殊到近乎畸形的體制下伴隨著部份人的盲目迷信與部份人的口沫橫飛生長起來，常常是出品方賦予給電影以外的故事比電影裡的故事要精彩百倍。而值得慶幸的是，這部打著張藝謀標籤的《金陵十三釵》，無論受眾吹著哪一個方向的寒風，吃著哪一批麥子打出的米粒，都能看到他願意看到的。而各取所需，恰恰是一個導演能呈現給他的觀眾的最好狀態。一部小說，經過原作者與新編劇的博弈取捨最終能成為一部呈現給十幾億觀眾買票觀看的電影，其中艱辛我們雖無法感同身受，卻能想像一二。那些小說文字里像爭艷的紅杏一樣伸出去的枝節，都要無一例外地被砍掉，咔嚓一聲，像廢墟裡的士兵被折斷的胳膊。於是，小說里依附著寒冷空氣漂浮著的南京城的孤獨，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精心伏筆，更視覺化的戲劇衝突，更拿得出手的民族大義。電影到小說，成了孤獨的個體到孤獨的整體的演變。其實，這樣的演變不見得是壞事。嚴歌苓一直有一件擔憂的事，她認為文字是多麼具有生命張力的東西，它應該靠的是自己，而不是電影、電視這些手段，然而目前很多好的文學作品卻都淪落到要依附這些廣為人知。這一次，小說《金陵十三釵》捍衛了它最開始作為文字的自尊心，它像一個貞潔烈女一樣守住了年華都不曾奪去的貞操，與電影《金陵十三釵》遙遙相望。於是，小說和電影，我看到的是兩個不同的女人，她們有著一樣的外表，穿一樣的旗袍，卻各具風韻。到最後，孤獨消失，催化劑不存在，可是你知道，能夠相互反應的物體，只要它們彼此遇見，終究會發生反應的，區別僅僅存在於時間上。

    從戲院出來，已經是兩個多小時以後，不倦的霓虹底下依然吹著臘月的冷風。與進戲院前相比，街邊那些男人女人的臉上還是一樣熱絡地寫滿了這個時代的生存法則。而我，好像改變了什麼，又好像根本沒變。但無論怎樣，與 145 分鐘以前相比，我應該多了一群人可以惦記，多了一些故事可以想起，多了一點理解關於苦難。還有，愛上了影像中遍地的南京話。方言之所以存在魅力，是因為真實從來都不缺乏力量。

    我想，這些是這部電影帶給我的。

    是的。

   《金陵十三釵》，它不是神品，卻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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