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裡傳出陣陣笑聲 ——關於《金陵十三釵》裡的南京話

講的是首都淪陷的故事，演出也不乏催人淚下的情節，影院裡卻傳出陣陣竊笑，意外嗎，更意外的是這裡是南京，12月13日紀念南京大屠殺74週年拉響的全城警報聲餘音在耳。也偏偏是在南京，我懷疑在《金陵十三釵》公映期間，這笑聲依舊會在南京各家影院迴蕩，而此種情況未必會在別地出現。
突兀嗎？我倒是早有準備，意料之中。前年看《南京！南京！》，已領教過了。笑料在哪？外地觀眾恐難理解，在語言。南京方言出現在影視作品中並不多見，近兩年有那麼幾部，《桃花運》、《南京！南京！》、《多大事兒》、《春風沉醉的夜晚》，喜劇也好，悲劇也罷，只要聽到劇中人講南京話，總能給南京觀眾帶來點額外的歡樂。
這歡樂頗耐人尋味，既非得意引起高興，亦非幽默逗得開懷，說是忸怩的自嘲可能更恰當。所謂「南京觀眾」，既有生於斯長於斯的土著，也有來寧務工求學的新移民，但凡能聽懂學會一點南京話的，只要聽到劇中人的南京話念白，就莫名的興奮，再等到「顛」、「呆」之類稍具特色的方言詞彙出現，就實在忍俊不禁撲哧一聲笑出來。
究竟有什麼好笑？南京話不是南京人每天日常生活中都要講都要用的嗎，碰面打招呼說一句「還吃過啦」，對某事表示讚揚說：「好得一塌糊塗」，甚至南京電視台也有專門用南京話脫口秀的節目，但是若要將南京話置於全國觀眾面前，南京人頓時短了幾分底氣。
是緣自國語對方言的壓制嗎？有的。記得中學時，班裡轉來一些農村孩子，上課用方言回答老師提問，頓時引起一陣哄堂大笑，我們從小在心中就培養起一種認知：方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長大後才明白，國語也不過是方言的一種。如今很多地方電視台主持人在做節目時蹦出的一兩句方言更多只是為了譁眾取寵，缺的是那份自然。
是因為覺得南京話難聽，害怕家醜外揚嗎？如果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是有好聽的語言的，沒有周顒、沈約發現了「四聲八病」，就沒有後來的唐詩宋詞；久負盛名的「吳儂軟語」確有其學理上的依據，魏良輔選中蘇白崑腔打造「水磨調」也是看中其自身的流利悠遠。然而，今天我們無論說哪種方言不好聽，都是政治不正確的，當地人必然要跳起來反對。況且，我們假設南京話確實不好聽，南京人自己憋在南京講一講，實屬無奈，出外則必須藏拙的。可事實並非如此。
易中天曾有一句對上海人的點評很傳神：「上海人在外地，可能會比他們在上海還更愛講上海話。」是評也同樣適用於部份南京人，只是對於這部份南京人來說：「外地」的範圍可能要縮小些，侷限在蘇北一帶吧。本來，國語的推廣就是為了不同方言區的便於溝通，和外地人交流用國語是一種禮貌。南京話屬江淮方言，雖比不上上海話難懂，看《金陵十三釵》的外地觀眾恐怕不看字幕也有一些對白聽不懂，如此一來，在外地人面前大講特講南京話，固守其語言忠誠（language loyalty）的原因無他，炫耀耳。如果這個人無法用相貌、服飾令人肅然起敬，剩下的唯有以口音向蘇北人彰顯其來自江蘇省會、ＧＤＰ排名全省第三的驕人身份了。此時南京話說的是中氣充沛，字正腔圓，只是出了省，碰上北上廣，就心下露了怯，拾起了熟練的國語。
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Chomsky）指出通過研究語言可以進一步了解人的思維。我想，會在影院裡發笑的大多就是這些在語言態度（language attitude）上欺軟怕硬的南京人。
既無虛矯的自傲，亦無莫名的害羞，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講自己的方言，說自己的話，做的好的內地城市，我覺得是廣州。不管是主持人還是街坊，面對鏡頭，廣州人一樣的淡定，用廣州話侃侃而談，在這裡，語言只是語言，一種交際的工具。廣州人珍惜、熱愛自己的語言，他們允許地鐵報站時國語優先，卻堅決反對取消粵語報站，他們會因為有政協委員提議壓縮廣州話電視節目而上街遊行。老廣州話一代代在傳承，新的方言詞彙還在不斷湧現並向全國輸出（雖然我覺得非粵方言區的人把gay譯成基並使用「搞基」、「基情」等詞彙有點不倫不類），廣州話始終是鮮活有生命力的。不像南京話，在國語的打壓下消退得太過迅速，以致於張藝謀雖然選了一眾南京籍演員，依舊要找來徐春華做方言輔導。以致於當聽到劇中人把「去」字念稱入聲時，很多南京人聽了覺得不習慣。
有人說，語言從來都是政治的。事實或許也如此，一次在旅途中遇到的小伙子親口告訴我，在他們家鄉，說國語要比說方言更受人尊重。但我有我的原則：語言無分憂劣高低，到了外地說國語，在當地講方言，以傳情達意為目的，不必賦予太多的政治色彩。在一出以南京為背景的電影中聽到南京話，很正常。
可惜那首《秦淮景》唱的是蘇白。
在影院看戲難免看到些題外景，說了以上題外話。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