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要的文化認同

    難得讓我給出了四星的國產片。老謀子終於是沒讓人失望。

    儘管最重要的底子在嚴歌苓的原作和改編，但剪輯、特效、音樂甚至場景的精細程度都超越了導演的原有水平。更靠向商業片的呈現方式，當然也因為更燒錢，所以畫面的每一幀都做的精巧。張藝謀最駕馭得住的，依然是他的東方元素。

    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帶上了幾乎是中華民族最慘痛的民族記憶。儘管，沒有任何大屠殺的場面（要知道從前總是免不了機場掃射，或者填坑活埋），學會了用好萊塢式的個人投射群體，細微處見大社會的手法。這不僅讓人想起歐洲人拍納粹。是的，之所以，我們的民族情感在大環境中總是被一哄而起的情緒操控，很大原因就是在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影像中，群體性的死亡場面是最刺眼和直戳內心的，但我們無從去體驗那個時代中的個人情感，也無從知曉個體生命是如何在最後一刻去綻放真正的民族精神。這固然是政治宣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文藝被阻斷二三十年之後，難以找到根的表現之一。的確，民族幾乎是文化認同的天生寄生體，但能夠超越民族性的，只有存在於個體的人性。而人性才是之於人類的普世價值觀。

     之所以嚴歌苓的本子能夠寫出這種文化認同，與西方的文化相銜接的文化認同，一方面與她的個人經歷有極大的關係（最近讀她的新書更覺得她的背景給她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在西方社會的生活經歷使她在寫作中更加注重對個人生命的描寫。原著中的神父並非假神父，但嚴歌苓在電影本子裡塑造的角色不僅沒有破壞原著的完整性，甚至更讓人體會到絕境中所激發的人道主義精神。而她對於小說的嫻熟敘事技巧，也很好地運用到了電影中。這個本子我認為並不輸任何戰爭題材的好萊塢式大片。
 
     John和玉墨的感情是飽受詬病的一段，但在我看來，正是這段感情，使得最後玉墨的決定顯得更決絕。而且，正是這段感情，在灰暗的背景中，突兀地彰顯了人最原始的情感。玉墨一直都是超越其他任何一個妓女的存在，她是頗有古代青樓女子的情懷的。任何英雄主義的表現都是對女人而言都是難以抗拒的誘惑。儘管John的出場和前半段表現都看得出其是一個小人，但自從他解救女學生之後，玉墨一定是看到了他人性里善的一面。這正是對於所有人而言最重要的一點，也是藝術對於社會歷史最大的貢獻——教會人們去信善，去愛，抱著樂觀和理想主義去創造歷史。

       儘管有刻意討好西方主流社會的嫌疑，但彩繪玻璃和旗袍這兩個元素確實是被導演發揮到極致了。從十二釵進教堂那個場景，到書娟最後幻想的那個場景。也是全片最震撼到我的場景。那種彩繪玻璃光影交織和綾羅綢緞所構建起來的彩色畫面，和影片的暗沉基調形成對比，反而凌厲地凸顯了戰爭的殘酷和人性的光輝。就算人性已經是被說濫的題材，但惟有這樣的題材，才能達到電影藝術以致藝術對人的精神塑造帶來的影響。但每次都用慢鏡頭來表現碎玻璃的手法我倒是不喜的。

    中國的電影一直很難劍走偏鋒地找到國際主流文化的認同。不管是墨鏡王的坎城，還是老謀子過去的片子，東方元素永遠都是避不過的話題。比起墨鏡王的靡靡之音，謀子這次的題材可謂是上升到一個很難跨越的level。其實想想，為什麼我們一直要在戰爭尤其是南京大屠殺這個事件上找到文化認同，從要求日本道歉、每一次的參拜靖國神社都要進行的抗日活動，以致到如今甚至從電影角度，都希望得到奧斯卡的垂青？

      鴉片戰爭之後深深根植在中國社會和人民心中的民族自卑感（對，不是自豪感，而是自卑感），並未因為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國際地位的迅速提高，而消退甚至減弱一點。我們不停需要國際社會給我們一個交代、日本政府給我們一個說法，否則我們永遠把自己置於戰爭受害者的立場而不能昂首挺立於任何一個領域。然而，與此同時，日本卻比我們更快找到這一點。作為唯一的核戰受害國，反核運動早就甚囂塵上，紀念活動層出不窮，以致於常常我們會看到，國際社會並不去詬病日本的軍國主義。固然，意識形態的對抗是西方至今都沒有放棄的政治理念，隨著兩級結構解體，全球一體化深化，表面合作的平靜之下，民族性和價值觀的不同正暗流洶湧。

    所以，這次老謀子也算是做了好事。在表現日軍方面也一點不輸西方導演的慣用手法。群體的惡和個體的善，恰倒好處，不誇張不矯情，沒有洗白，自然而然。甚至連書娟爸這個角色，都用一顆槍子把雙方置於人道主義之下，爸爸見到了女兒之後才被斃掉。他當然是自私的，只為女兒想，但這是人之常情，在戰爭環境下你如何要求每個人都有家國情懷？歷史是歷史，必須正視，但如果你不跨過去，不讓民眾對歷史有正確的認識並能以真正的高於民族的人道主義情懷去原諒，那麼，歷史會永遠束縛你的未來。

     國際社會的身份認同正日益成為主流。從早期的權力觀，到後來的結構主義，如今，一致的價值觀成為國際社會中連結的基本紐帶。這一點，在後911時代日益明顯起來。當年美國國情咨文放棄對中國的攻擊轉而針對恐怖主義的做法，某種程度上，是消減了中美之間的文化隔閡，共同反恐成為新的文化認同。而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出於對各自的國家利益考慮，武器禁運和人民幣升值問題，又再一次把身份差異擺在外交檯面上。政治上需要的認同不僅僅是對社會主義以致共產主義的認同，還有對身份地位的認同。這就再一次把歷史上的人道主義問題、人權問題推到了台前。為了消解文革十年的惡的影響，我們始終將南京大屠殺作為民族標記，在適當的時候拿出來彰顯我們的受害者身份，從而蒙蔽以後的加害者身份。

      今天，張藝謀可以拍一部這樣的片子，將民族情感表現得恰到好處，把歷史和人性交錯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並找到微妙的平衡。如果說我們始終可以將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民族記憶，去尋求國際上的認同，去尋求身份的更正，那麼，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一個導演，把十年浩劫拍成一部把個人和黨國交錯在一個時空中的片子呢？什麼時候才能直面民族的真正浩劫呢？我們所要的國際社會文化認同，是介於東西方固有的文化隔閡之中的，是難以以坦誠便可得到的。但民族內的認同，對自身的文化、歷史的認同，則更需勇氣去直面。在政治統治合法性日益被消解的現實之中，to be 坦誠or not是一個艱難的選擇。然而，藝術始終是必須超越政治制度的，否則再高的高度也不過受制於審查制度的閹割藝術，根本達不到藝術以致文化存在本身的意義。

     書娟最後的那句話頗有深意。她不知道她們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們的結局。大歷史背景下的個人依然是受制於環境的。正如以後的政治運動中消失的那些人一樣，我們無從知曉他們的結局。恰巧，嚴歌苓的新書正是描寫這樣一個故事。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這一部作品，也登堂入室吧。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