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這筆帳應該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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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終人散，燈光亮起，我腦子裡盤旋著一個問題：1937年南京這筆帳究竟應該怎麼算？面對暴行，我們最直接的反應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在大多數衝突場景中，這條古老的原則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就屠城而言，以血還血卻並不適用，否則漢族人算揚州十日的帳，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殺光滿族人，成吉思汗屠城範圍東到朝鮮，西至多瑙河，慘死刀下的平民數量遠超今天所有活著的蒙古人。異族仇殺之外，同族相殘的血腥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成棟屠城嘉定、尚可喜屠城廣州，張獻忠幾乎殺光了四川人，如果以血還血，這些帳又該怎麼算？戰爭的受益者深藏幕後，施暴者早已作古，最後讓平民為暴行買單是於事無補的。

那麼，這筆帳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了結了？當然不行。二戰後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由於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研究不夠充分，拿不出切實的證據反駁這些觀點，雖有中日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很多踏實的工作，但直到今天南京大屠殺虛構論依然很有市場，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認為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幫助這個領域的研究者發掘更多的歷史真相，幫助王選他們為慰安婦贏得訴訟，遠比叫囂到東京去屠城或者四處哭訴自己感情受到了傷害更有效。如果有一天30萬死難者每一個人的名字都被刻在牆上，記載南京大屠殺詳細過程以及前因後果的書籍隨處可見，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在它面前警醒、讓一代代日本人在它面前反思和懺悔，讓所有人類的子孫後代永遠銘記，這才是對施暴者最好的報復，對死難者最好的慰藉。

中國人受家天下的思想薰染幾千年，看人喜歡分為好人和壞人，處理國際事務也喜歡按朋友和敵人分個親疏遠近，但無數事實證明，這個習慣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和麻煩。在所謂的善與惡、敵與友之上，還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主題，那就是生存。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地震使日本朝野上下形成了到大陸上尋找新生存空間的共識，之後才有軍部少壯派冒險發動九一八事變得手，終使日本走上了窮兵黷武、自我毀滅的道路。尋找安全的生存空間有很多種方法，用暴力和屠殺為自己掙出一席之地是其中最愚蠢的一種。但在那個資訊封閉的年代，無數日本百姓被這樣的宣傳所蒙蔽，於是和氣生財的商人和勤勞樸實的農夫拿起槍和刺刀變成了燒殺搶掠的魔鬼，如果90年前的日本百姓能像今天這樣方便地獲取各種觀點的聲音，這樣方便地與異國的人們交流，他們還會變成魔鬼嗎？這就是資訊傳播的力量，這就是我們所從事工作的價值。

回到電影本身，由於劇本給力，人物塑造都很成功，但有兩個角色我認為塑造得尤其精彩。第一個當然是人見人愛的李教官，但我的理由不僅僅在於他捨生取義，更在於他在每次射擊、每次躲閃、每個戰術設計里體現出來的職業素養。當一個人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認為有意義的工作的時候，他的才華會在這個過程中得以體現，他的生命會在這個過程中綻放出絢爛的光彩。第二個角色是孟先生，由於不存在只救女兒不救別人的可能性，他被逼無奈當了回英雄。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不能鼓勵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否則會傷害集體利益，但孟先生的故事告訴我們，個人利益其實是集體利益存在的基礎。對於書娟的同學們而言，孟先生並不是為了拯救她們提供了通行證和修車工具，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她們活下來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