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拿中國女人的身體來做生意

電影是一部關於女性的身體究竟被誰佔有的問題，原先這身體屬於秦淮河，屬於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的世界，咿咿呀呀的吳儂、與嘈嘈切切的琵琶是這些風塵女子們的。張藝謀想寫一個現代版本的桃花扇，男人們死光了的時候，只有女人們英勇赴義，這也沒什麼，我中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國破家亡之際少不得幾個花木蘭、董小宛之輩俠義女流值得筆書丹青，然而這些女人在電影中卻是最後受了宗教感化，其中一個還是教會學校畢業的，整體發生在教堂而不在秦淮河的畫舫，這樣一個背景讓人不得不懷疑有著迎合西方市場、好萊塢價值、奧斯卡獎盃的東西，中國女人先是被美國人搞了，獲得了基督教精神，然後又被日本人搞了，成就了民族大義。是信了基督還能說英語的烈女傳現代版。

雖然這故事被包裹得滴水不漏，然而我不相信張藝謀心地純潔，只是想單純地表達我們遭受的真實苦難並對苦難予以反思，自從《英雄》《十面》，那麼喪失了一個藝術家廉恥的主旋律商業片開始，應該對他的行為動機進行充分懷疑。一個國際大明星代表了美國票房，一堆畫舫中的女子，與大紅燈籠裡的幾個姨太太一樣，都是極具票房號召力的色情消費符號。而且，真的沒看出來這幾個女人自動自發的主體動機，行動的動力都是那個美國牧師賦予的。美國混混面對暴力和死亡，最先受到了宗教情懷的激發，而轉變為一個英雄。緊接著幾個妓女相互被這情懷所感動，捨生取義。而背景，始終是大教堂，始終是紅十字，始終是百合花窗與聖詠。所以，這是一部美國主旋律，奧斯卡的主旋律。而沒有了李香君、梁紅玉式的民族情懷，註定是虛偽的。

如果從精神分析角度出發，分析這樣的一個電影，如果作為民族電影的話，那麼「主體」是缺失的。什麼意思呢，作為中國人，在電影中你找不到一個適合表現你民族身份、民族情感的，讓你認同的點。那個戰士是一個中國英雄形象，可是死掉了（就像《南京南京》中的劉燁一樣，必須死掉，或者多餘）。中國男人是性無能的、被閹割的、沒有陽具的，不具備一個菲勒斯中心。留給我們的只有美國人、女學生、妓女。所以美國牧師成為了一個隱喻的男權符號。而事實上他是一個美國小混混，但是一穿上宗教服裝，他也就獲得了性能力。同時這性能力又閹割了他，他沒穿上聖衣是個小流氓，而穿上了就成為了聖徒，對女人沒慾望了，最後搞了那個說英語的妓女，與其說是一種作為男性的性行為，不如說是一種宗教儀式。


女性的身體和電影中的暴力一樣，也是被濫用的。且不說這個東西具有多大的商業賣點，光是表現身體，就足以令女性主義者極度反感。最後的那一幕，一個女人突然身著艷妝，以一種蒙太奇的手法突兀地站立出來，這個鏡頭很彆扭，是因為這是反電影手法，反現實主義的。這鏡頭不是現實的還原，而是硬生生地冒出來，作了符號性的強調，強調換了灰衣服的十三個女人的性感特徵，猶如T台走秀，一字排開。這符號是一個情色符號。她們要全被日本人搞了，無疑挑戰了觀眾的貞操觀。

明星、床戲、色情、暴力成為了南京大屠殺的代名詞，這是多麼地緊張、多麼地刺激。這和戰爭無關，和戰爭的反思無關，和人性無關，只和錢有關，和中國電影進軍好萊塢的策略有關，張藝謀是多麼聰明地讓中國女人扒光了身體，讓中國女人被強暴來徵求全世界的票房，徵求一個奧斯卡獎盃。中國文化當然要出口世界，當然要讓老外也有南京發生過大屠殺的歷史常識。然而以這種方式，總是讓人心裡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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