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傻大鬧寶萊塢》：尋找蘭徹，尋找蒙娜麗莎

我們尋找蘭徹、尋找蒙娜麗莎的目的，不是要我們變得和他們一樣，而是要我們找回真實的自己。
——題記

糟糕的譯名總是把原本具有深意的影片搞得膚淺：你一聽《美少女特工隊》（扎克•施奈德，2011），絕對想不到人家玩兒的是結構，拼的是創意；你一聽《賽車總動員》（約翰•拉塞特/布拉德•劉易斯，2011），就覺得只要到了中國，甭管是地上跑的、水裡游的、天上飛的，都除了「總動員」不會別的；你一聽《三傻大鬧寶萊塢》（拉庫馬•希拉尼，2009），就好像親眼瞧見無厘頭搞笑的標籤，認定了它的庸俗。殊不知，當人們這樣想的時候，就已經被表象欺騙了。
所謂「三傻大鬧寶萊塢」，其實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年輕人和他的兩個追隨者，對於現行教育制度以及現代文明下以競爭為核心的價值觀的頑強抵抗。他們不背誦書本，卻熱衷實踐；他們不在乎分數，卻維護尊嚴；他們不畏懼權威，卻有其原則。以此與小丑般在牢籠中或仗勢欺人、或掙扎求生的屈服者們構成了鮮明對比。
而影片則從倒敘出發，通過法蘭、拉杜二人尋找老友蘭徹的波折歷程與對校園往事的回憶，在輕鬆詼諧的搗蛋情節與青春活力的印度歌舞中，清楚地表達了這樣一種聲音：傾聽內心，追逐屬於自己的理想——你若為攝影著魔，就不要畏懼父母的威逼當什麼工程師；你若厭惡那身銅臭，就不要屈從於家世、投降於物質，嫁給那個你不愛也不愛你的人。由此，憤世嫉俗式的戲謔與快感順利地從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影片所「鬧」的不僅僅是寶萊塢，同時也是現今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全體人類。
或許是為了強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精神壓力多次被劃歸為螢幕上血淋淋的自殺事件：不幸的人抱憾而終，幸運的人則不單從中撿回一條命來，更撿回了正視現實的勇氣與革新現實的夢想：女人從男權控制中解放出來，孩子從父權控制中解放出來，男人從作繭自縛的「成功學」中解放出來。而有如正義終於戰勝了邪惡般的美好結局，似乎也昭示著現代人向自由、本真的有意識回歸。
不過，這個「自由」多少是有些偏執的。勸慰與遊說的屢屢成功雖然彰顯了真理之真，卻排擠了人作為獨立思考的個體做出另一種選擇、擁有另一種結局的可能。而真正的自由應該是自主甄辨、自主決定的自由，就像影片《蒙娜麗莎的微笑》（邁克•內威爾，2003）中，雖然藝術史女教師一再傳授獨立自強、關注自我的新女性意識，但一心想在菁英教育的平台上通過「好姻緣」步入上流社會的女學生仍舊有權為自己的行為買單。畢竟，重要的不是你怎麼選，而是你是否真想這樣選。
與此同時，影片在對變通與頑固、成功與失敗的劃分上也呈現出明顯的二元對立，其所倚仗的邏輯依舊是唯結果論的。其追溯十年為我們展現了兩種背道而馳的生活態度，但關於這場賭局的輸贏，所謂一拼高下，終究還是要靠結果說話。倘使結局真如模範生「消音器」所預想的，自己是商界菁英，而對手蘭徹只是個鄉村教師，是否就消泯了這部影片的意義呢？為什麼一定要讓蘭徹在震耳聲名與淡泊心智的兩全其美中證明白己呢？
或許，如此安排的潛台詞是：如果蘭徹沒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也沒有因此抱得美人歸，那麼之前所渲染的一切，尤其是被反覆強調的「All Is Well」（一切都好），就等於被推翻，甚至成為笑柄了。而這，大概才是最深刻的成功學。從某種角度說，它比之那些卯足了勁兒的個人奮鬥理論，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其差別在於，一個是去追隨成功，一個是讓成功去追隨你。
從而，纏繞了貧富差距、階層分化等諸多社會問題的影片才是不矛盾的：它並非要你拋下食不果腹的家庭去玩兒什麼一擲千金的純藝術，而是要你通過更有效的方式實現個人對家庭的貢獻以及個人價值。所以，你看到的最浪漫的事，其實是最最現實主義的。我們無意對現代社會本身發出過多的詰問，因為答案已經在此。

【注】：本文刊載於《影博·影響》2012年第01期 中國電影博物館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