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版金陵十三釵：24名外國人救了25萬國人

真實版金陵十三釵：24名外國人救了25萬國人
2011年12月21日 13:52　來源：天津日報


　　真實版金陵十三釵：

　　24名外國人救了25萬國人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大屠殺開始。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各國使館紛紛撤僑，英美記者被迫撤離。南京成為與世隔絕的地獄。有22名西方人自願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保護了大約25萬中國人。想方設法把日軍屠城真相送出重圍，使日本政府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大屠殺主要責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將校80餘人撤換回國。在南京城外棲霞山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還有兩名西方人保護了3萬多難民。

　　得到西方僑民救護的南京千千萬萬難民感激地稱讚他們是「活菩薩」、「守護神」。難民們說：「使中國人免遭徹底毀滅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為數不多的外國人。」

　　貝德士：衝破封鎖隻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司令官向各國使節發出通告，要求迅速離開南京。

　　當時金陵大學歷史系美籍教授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躲開浩劫，還與家人分別，衝破封鎖隻身回到南京。

　　和貝德士一起留下的，還有美國長老會牧師米爾斯，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農藝學教授里格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約翰·拉貝，美國聖公會南京德勝教堂牧師約翰·馬吉，美國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牧師喬治·費奇，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美籍代院長特里默、醫生威爾遜，德國禮和洋行工程師克勒格爾等。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來自美國教會。這些學者型傳教士自稱「南京幫」，將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業。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大舉西進，直逼南京。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邀約留下的這些外僑，決定傚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區，供難民避禍。東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漢中路，西至西康路。這是一塊只有4平方公裡的狹長地區，位於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鼓樓醫院，美、德、英、日大使館及許多政府機構、高級公寓、私人洋樓都在安全區範圍內。

　　德國人拉貝被選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杭立武被推為國際委員會總幹事兼安全區主任。後來杭奉命護送朝天宮古物西遷，離開南京，總幹事一職由貝德士繼任。經杭立武推薦，喬治·費奇被國際委員會聘為副總幹事，兼安全區副主任，主持安全區的實際工作。總稽查由約翰·馬吉牧師兼任。安全區為體現人道、中立，去除政權

　　色彩，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初年使用過的五色旗；徽章上畫著黑圈紅十字。大批難民湧向紅十字庇護的區域。到12月16日，難民所已發展為25個，後來居住難民人數達25萬。日軍為使安全區崩潰，百般刁難米煤供應。為養活這幾十萬人，國際委員會成員一方面與日軍談判爭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購買。貝德士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再吃麵包，和難民一樣喝稀飯，以節約糧食。

　　費吳生：將膠捲縫在大衣襯裡帶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淪陷。拉貝和喬治·費奇立刻來到安全區最南邊的漢中路同日軍交涉。費奇在地圖上用鉛筆畫出標記，告訴日軍安全區的位置。日本軍官說：「請放心！」拉貝和費奇信以為真。沒想到他們還未離開，就親眼看到日軍擊斃20名驚慌逃跑的難民。接著日軍又闖進安全區，強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

　　費吳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間的日記，於1938年1月23日由德國人克勒格爾秘密帶往上海，廣為流傳，引起中外輿論界震動。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視野》雜誌刊登了費吳生的日記。

　　1938年1月23日，費吳生獲准離開南京，他將一份膠片縫在駝毛大衣的襯裡，帶往上海。這份長達8卷的膠片，放映時間達105分鐘，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影像文獻資料，由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然後送交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了4份拷貝。

　　約翰·馬吉：拍下南京大屠殺唯一的影像資料

　　約翰·馬吉1884年出生於美國一個律師家庭。1912年作為牧師被美國聖公會派往中國。南京大屠殺期間，他擔任國際安全區總稽查。目睹日軍暴行，馬吉拿起了貝爾牌16mm家用攝影機，在鼓樓醫院一帶拍攝紀錄片。當時日軍對外籍人士行動嚴格控制，攝影攝影絕對禁止。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反訴日本右翼作家名譽侵權案一審宣判，日方敗訴。審判中有一件重要證據即是馬吉拍攝的紀錄片，畫面中有當時才8歲的夏淑琴。她被日軍連刺數刀昏死過去，待她醒來時全家9口有7人慘遭殺害，只有她和年僅4歲的妹妹僥倖生還。70年後馬吉拍下的證據為夏淑琴討回公道。

　　東京審判出庭作證

　　1946年8月15日，馬吉牧師在東京出庭作證，向法官陳述了他在南京親歷的種種日軍暴行。南京軍事法庭審判大屠殺主犯谷壽夫時，放映了法蘭克·庫柏編導的影片《中國的戰爭》，其中有很多馬吉拍攝的鏡頭。

　　1967年，費吳生撰寫了一部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在台灣出版。這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1937年至1938年他在南京的親身經歷，時至今日還是指控大屠殺的有力證據。

　　來源：《文史參考》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