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情成功 深度欠奉

    不少觀眾看完《金陵十三釵》，批評影片將南京大屠殺僅僅設置為背景而缺少正面描述，這能令人理解，卻不見得理性。南京大屠殺，儘管過去了70多年，但仍然是中國人沒有痊癒的傷口，誰要撕開繃帶看看傷口，稍不注意就會觸及到傷者的痛處。大家不願意看見一部電影輕描日軍的暴行，國人的抵抗。可是講述戰爭本身就有許多途徑，選擇一個小的切入點，深入挖掘，誰能否定這種做法的可行性？否則像《朗讀者》這般通過一個納粹幫兇來反思二戰豈不是大逆不道。我想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既然《金陵十三釵》選擇了這樣一個封閉的敘事空間，一個細小的切入點，那麼它是否對戰爭和人性進行了深入的挖掘？
    我認為影片真正缺失的就是應有的深度。其實在技術層面上，《金陵十三釵》已然達到了國際水準，無論是攝影、剪輯還是對場面的調度，甚至是張藝謀近年來飽受批評的對敘事的控制上，都水準甚高，一眾演員也都奉獻了精彩的演技。作為一部商業電影，影片無疑是優質的，它有一個極具話題性的故事：神女救亡，然而並沒有因此顯得情色而輕佻，而是擁有不少打動人的煽情時刻，在炮彈中紛飛的彩色玻璃，突如其來穿過教堂窗戶的子彈，為尋找琴弦而慘被日軍凌辱的妓女，十三釵換上學生裝的片刻歡愉，為實現對神父的許諾而穿上女裝的喬治，裊裊動人一曲《秦淮景》。這些是張藝謀擅長的寫意片段，極具煽情效果。
    然而可惜的是影片止於煽情，而沒有繼續開掘，深入的表現戰爭的殘酷，甚至為了達到煽情效果而令劇情出現了一些硬傷。首先是曹可凡扮演的漢奸角色，影片迴避了他如何為日軍服務，而只表現他如何冒著生命危險幫助貝爾假扮的神父，因此觀眾只看到了一個迫於形勢無奈妥協的父親，而不是一個日軍的幫兇，如果說是因為戲份少的原因，那麼他的死則顯得過於刻意，並不是說他不應當有死亡的結局，而是安排在他發現女兒並不在演唱者的行列之後，這個情節的安排看似殘酷實則避重就輕，戰爭有太多來不及，太多不可能，憑什麼他來得及知道女兒還活著？某種意義上說他的結局是圓滿的，他實現了對妻子的允諾，這就軟化了戰爭殘酷。這種為了煽情而沒能深入挖掘戰爭殘酷本質的情節在本片中多次出現。和漢奸父親相對應的女兒，她最大的心結就是父親的漢奸身份，令她自己感到羞愧，也遭到同學的冷眼，最後貝爾幫她解開心結，又是一種意義上的圓滿。對陳喬治這個角色同樣如此。為了表現這樣一個小人物的偉大人性，劇情甚至出現了一個漏洞，當捨生取義的「商女」們畫好學生妝的最後時刻，玉墨才說出僅有十二人，這完全應該在她們決議代替女學生之時就提出，好趕緊想出解決的辦法。影片的處理自然增強了戲劇衝突，卻顯得不合理。另外，和之前的問題一樣，陳喬治也借這個機會實現了對神父的允諾，保護這群女學生，其實這個結局對於他也可以說是圓滿的，可是對真實的戰爭中一個小人物，戰爭中的救人承諾又有多大的機會能實現呢？加上貝爾的人性復甦，十三釵對「商女不知亡國恨」的顛覆，可以說影片給了這麼多人實現自我，完成諾言的機會，是不是過於圓滿？而戰爭的殘酷除了死亡這一個層面之外，還有什麼？影片卻並沒有給我們思考的空間。當影片難得的打破封閉的敘事空間，讓兩個妓女離開教堂尋找琴弦和耳環，令觀眾一瞥普通人在這場大屠殺中的遭遇時，卻又是犧牲了劇情的合理性，倘若這麼輕易就能離開教堂，貝爾又為何遭到日軍守衛的層層盤問呢？何況他還是一名神父。
    因此，《金陵十三釵》是一部優秀的商業片，製作精良，情感飽滿，它令華語大片在國際化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可是它經不起深入思考，觀眾在留完眼淚之後可以繼續把爆米花吃完。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