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消費處女加消費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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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呂頻 來源：網易女人

《金陵十三釵》的名字很別緻，如果改名為「處女保衛戰」，未免太劇透，因為，整部電影的主線就是這個：在南京大屠殺中，各色人等都努力保護一群女學生免受日軍「蹂躪」，最終，以一群妓女和一個小男孩的慷慨赴難，換得女學生和她們新認的「父親」——白人假神父的得救，處女保衛成功。

女學生們一出場就導致了一堆想保護她們的士兵的戰死，這就奠定了整部電影的基調：她們那驚恐的小小身體，值得他人用生命捍衛。一個倖存的士兵把她們遺落的一隻皮鞋鄭重歸還，如同完成了一項軍功，在接下來為解救這些女孩免遭強姦而慘死的命運中，他完滿地獻祭了自己的男性英雄氣概。這些女孩很快找到了下一個男性保護者，用「父親」這個強加的稱呼，她們成功地讓一個偶然闖入的白人浪子承擔起了這樣一份責任。

妓女們亮相時被刻意誇張的歡快佻達是不祥的信號，因為這種不合時宜的生命力正適合被一部通俗電影毀滅以提供悲劇感的消費。她們的美屬於被當代想像的上世紀30年代：大紅的唇色，精細修剪的眉形，畫得挑起的眼角，蓬鬆又規整的捲髮，斑斕的絲綢旗袍……她們是活的月份牌美女，由導演借用當代關於「民國」的懷舊傳說而製造，僅憑那被鏡頭時刻仔細勘察的女人味兒就夠撐起整部電影的觀賞價值。她們讓一片慘澹的屠殺背景成了性魅力的遊戲舞台，白人男主角迷醉了，小男孩不知所措，女學生們偷窺著，暗自艷羨著，又自尊地排斥著——在妓女的襯托下更顯出處女本色。

片中最有能動性的是白人男主角貝爾，和妓女們的領袖玉墨。兩人間以英語過招的性遊戲，強化著他作為「洋人」的優越性，而當這兩人轉入深情傾訴，所喚起的，是對保護女學生之必要性的共識：他有一個小女兒在女學生們的年齡上死去了，而她呢，則是在女學生們的年齡上被強姦，因此失去了前途淪為妓女的。這情節暗示他應該做好這些小女孩的「父親」來彌補人生的缺憾，而她呢，在美麗高傲的外表下，原來理應這樣自慚形穢——失貞是女人價值的拗點，不可不察。

日本人的威逼又一次說明，處女身是所有人都認可的硬通貨。玉墨在妓女中發起了代替女學生去接受強姦的運動，理由是這些女學生受不了強姦、被強姦後會活不下去，而「我們什麼男人都見過」——同是女人，為什麼妓女就可以不在乎被強姦？惟一的原因是她們已經沒有貞操了，所以，強姦就不算什麼傷害。這種千百年來曾解脫過多少強姦罪的蹩腳說辭，因通過女人的嘴說出而被再次正當化。而且，這些因為性污名而被踐踏到底，連處女的茅廁都不能進的女人，看到了一個在主流道德框架中重塑尊嚴的機會，那就是，身為「婊子」，做件「有情有義」的事給人看看。為了這個機會，她們甘願去死，當道德洗白被視為比生命更重要的時候，在導演的眼裡，這群本來不知亡國恨的女人昇華了。

妓女們以歌舞表演最後展現了一番妖嬈風采，但告別妖嬈開始改成樸素的女學生裝扮時，她們卻是多麼驚喜，甚至想到自己的母親也會高興——為這個贖去墮落之罪的變身，她們深深自我感動著，而女學生怎麼那麼心安理得呢，只是生硬地叫了一聲「姐姐」？她們連這些替死的女人的名字都不問，更沒有阻止過她們這樣做。這些以無能為理由安然領受保護、只送上幾行眼淚的女學生相信這種替換是正當的。或許，這才是整部電影最可怕的地方：它以貞操為界限，離間了婦女的同命與共情。

導演也留下了兩處裂隙，讓貝爾想起「上帝說人生而平等」，讓一個妓女在臨走之前掙扎哀哭「我不是女學生，我不上車」。不過，這兩處設置遠遠不夠扭轉整個情節的脈絡，當消失的妓女們在女學生的想像中重現光華，那哀悼仍在點出，她們是註定的被毀滅者和悲劇角色，因為，她們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於不貞——所謂「奸近殺」，讓放蕩者在懺悔中死去而靈魂獲救是最老套的腳本。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學生和貝爾，心裡應該唱的是唐僧之歌：「送死你去，黑鍋我來背」。

在日軍侵華的創傷記憶中，婦女被強姦的慘烈總是被凸顯，她們受傷和死亡，而性的羞恥感卻由整個國族承擔——國家、民族、男人，沒有能夠保護屬於它和他們的女人，羞恥莫此為甚。這種無法修復的羞恥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張時拋不下的包袱，雖然，羞恥也轉為不忘的仇恨，成了強化民族認同的養料之一。然而，控訴和敘述，都只終於日軍強姦那一刻，此後，再不見強姦倖存者的故事，彷彿，被強姦就是她們的社會生命的終結。其實，這終結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惡的真相的開始，那就是，當年被日軍強姦過的女人們，在被當做舉國控訴素材的同時，卻因「失貞」而從社區開始承受著國人自己的歧視，而這一面真相在過去多半個世紀中極少能被說出來，更遑論被整個國家承認和檢討。這種對倖存者之聲的極度壓迫，與對性暴行的極度羞恥，正是一體兩面。在這種語境下看《金陵十三釵》，可見它其實是又一次試圖從民族羞恥中自救的努力，通過以無盡悲憤的口吻將這種羞恥放大演繹作為洗禮，以及通過證明國家、民族和男人已經盡到了拯救「好女人」的責任；也是又一次壓迫——通過把受害者刻劃成一群「自願」的壞女人。總之，女人又像徵性地治療了一番無法癒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通過通俗大片的操作，還提供了一次讓觀眾圍觀暴力、消費性受害者驚懼哀惋之美的機會。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