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人格不需要教育

       從年初在影迷們間盛傳的「印度神片」，到年底的國內公映，《三個傻瓜》突然讓糾結於國產電影與好萊塢交鋒的人們有了一個新的視點。何以把大量商業化的電影（電視）橋段與本土社會背景、文化傳統相結合，又能在國際化的範圍內又引發共鳴，寶萊塢做到了，我們卻還在摸索。《三個傻瓜》的成功，不只是主題先行的取巧，也是敘事技巧和人物設定的成熟。在一部遵循寶萊塢固有模式的喜劇片中，巧妙地融合了多種類型片的元素，即便所有的波折和結局都在意料之中，仍能在某幾個點上打動觀眾，這才是主流商業電影的威力。

       當下對於教育體制和人才定義的拷問，放之四海皆有待探討，用校園喜劇的方式最容易出彩，可要避免浮於表面的潦草，則還需一定程度的切入，在情節轉折上可信，而非動漫式的散漫誇張。《三傻》脫胎於印度暢銷小說《滿分人》，原本只是作者查特·白內特記錄大學生活的自傳體小說，因為背景是印度最高學府「印度理工」，多少帶有些菁英色彩和優越感。《三個傻瓜》中的主要人物被賦予了典型的社會階層特徵，從側面說明了印度高等教育的覆蓋面和稀缺性，這一點與中國及周邊亞洲國家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嚴酷狀類似。正如「病毒」校長的板書，蘭切（身份暴露前），萊吉和法罕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印度家庭：傳統貴族子弟可依靠父輩的蔭庇輕鬆學習，不愁就業；赤貧階層卻因生活的巨大壓力，不得不在刻苦學業壓力中需求身份的進階；而普通市民階層因為有了相對豐富的選擇，反而糾結於夢想與現實之間。電影的前半段其實已為所有大學生規劃出了幾種固定的人生軌跡，哪怕是從「帝國理工」這種級別的院校畢業，也不外乎三條路——去美國當「高級打工仔」，留在國內作個穩定的工程師，或者更為率性的自由職業者。影片的倒敘結構在諸多青春電影中常用，觀眾之所以不覺得厭倦和低俗，要歸功於蘭切性格上的真誠和意志上的自嘲精神。在與教育體制的抗爭中，只有極少數人會堅持到最後，更多人不是屈從就是無情淘汰。蘭切與法罕的個人勝利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就業崗位單一，高自殺率才是當代印度無法規避的問題。

       如果只是回憶校園胡鬧，那《三個傻瓜》並不比同類好萊塢青春喜劇高多少，觀影感的酣暢，來自於影片主創對一個最簡單問題的反覆追問「讀書到底為了什麼？」直到蘭切真實身份暴露的那一刻，這個古老的命題才有了答案，最大的包袱也成為了影片的轉折點。「突然對他由衷的敬佩」，這不僅僅是法罕和萊吉發自內心的感激，更是所有人對於蘭切入格的讚嘆。作為一個僕人的兒子，他用文憑來換取科學知識，追求自身的理想狀態，而在人格方面上，蘭切早已在大學前就完成塑造，其系統化和理論化，都超過了病毒校長，並贏得了最終的肯定「你不可能總是對的！」不過另一個現實是，沒有文憑的蘭切只是隱居在偏遠地區的鄉村發明家。從普遍的價值觀來說，他的老對手「消聲器」的事業當然更為成功，萊吉和他其實是同一種選擇，關鍵在於誰更服從於這個世界的既定規則。

       無論是「窮小子追求富家女」的電視劇套路，還是自我放逐與尋找的公路片線索，都被巧妙的融合到校園勵志情節中。這種成長與愛情的充分解釋，又與《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的私密性不同，完全是為批判體制的主題所服務的。最為難得的，是《三個傻瓜》恰當的擺脫了說教，通過一連串危機掀起了小高潮，迎新、考試、自殺、逃婚、偷卷、分娩…資訊量之大，堪比一部連續劇，濃縮後避免了印度片中常見的厄長累贅。此外在表演上，「老男孩」阿米爾·罕賦予了蘭切絕對純淨的性格，其內心的無比強大突出了外在的感染力，完美的人品，與印度影視劇中所有的「英雄」保持一致。好萊塢式的花哨技巧，在脫離敘事的印度歌舞前反而黯淡，既是成人童話，也是超現實荒誕。《三個傻瓜》在許多細節的鋪墊上分外用心，像整流器、太空筆、單車新娘等線索最後都得以呼應，其完整程度不得不讓人佩服編劇的周全。反觀中國電影，哪怕只要做全其中某一方面，就已是難得的年度佳片了，印度人如今做到了，這就是寶萊塢電影工業的商業化成果。

              Luc，2011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