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困境：大屠殺、處女癖及其他

    南京大屠殺，是一個龐大的歷史話語，它該歸屬於種族清洗？獸慾宣洩？戰爭機器的外溢與失控？人性的瞬間扭曲與空洞？站在哪一個位置觀看它，選擇哪一條通道走入它，你終將甄別出不同的觀念、判斷、悲悼、痛楚與哀感。但一個共有的藝術困境在於，一旦攝影機被擺放在大屠殺面前，那麼任何細微的設計和調度幾乎都難於平心靜氣、安之若素，很少有導演的創作意圖、建構意圖、抒情意圖和顛覆意圖可以在大屠殺面前證實自己的無辜。所以，無論是那個經常打了雞血般熱愛自我神化的陸川，還是士大夫審美和農人審美混合的病態張藝謀，最終都難逃各種立場的指責與嘲諷，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無論民族主義者還是女權主義者，方方面面的爭議最終都會轉成動機上的追問：你究竟是在消費殺戮、窺測情色？還是在拿著血腥與暴力作賣點？你究竟是故作驚人之語，妄圖忘卻和消解，用人道主義的眼光來重估甚至諒解日本？還是在公眾的意識形態中繼續疊加仇恨，替當下的統治者轉嫁了社會矛盾的聚集點，舉起又一面「一致對外」的旌旗？
    那麼，以中國導演目前的境界和胸懷，是不是真的理應暫時迴避這樣的題材？
    固然，我也會在觀影的過程中，投入足夠的情感代償和精神依託，在恰當的時候發動淚腺或者腎上腺，昇華出恰當的意緒分泌出恰當的激素，為滿堂奔逃的學生捏一把汗水為從容赴死的佳人掬一把淚水。可是我總覺著這些感動和憂傷差一層意思少一絲力量，欠一點清晰的背景缺一種明確的指向。
    換句話說就是，這一年裡我在看觀音山、鋼的琴、轉山、藏獒多吉甚至非誠勿擾2、將愛、失戀33天的時候也都有過這種感動和憂傷的，那麼，面對二十世紀最觸目驚心的人道災難，面對這個民族最拋之不去的隱痛和另一個民族最拋之不去的原罪時，我總以為我的感動和憂傷，本該更有歷史的高度，更有人性的溫度，更有反思的力度，甚至，我總以為，我應該不僅僅停留在感動和憂傷上面。
    另一個觸目驚心的、足以遭人詬病的硬傷在於，為什麼玉墨和她的姐妹們要替書娟和她的姐妹們去接受折磨？而且這種置換還被處理得如同一場神秘主義的典儀？僅僅是因為前者是比她們更加高貴的處女？僅僅是因為她們改扮為女學生的過程，讓其在臨死之前能夠重作一回想像中的處女？僅僅因為一聲乾硬的「姐姐」終於洗盡了風塵與放蕩的罪孽之身？在國家頹敗、男性無能的時候，用一群「壞女人」去交換「好女孩」的理想買賣究竟有多少合情合理性？
    於是，這個似乎為風塵女子張目的作品，其本質，無非是最空洞的憐憫，給了那些背負著性污名枷鎖的人，一次向著主流價值乞憐、洗白、將功贖罪、重新做人的機會，畢竟，我們燃燒了自己，為你們保留下了一群鮮活的貞操。而你們能給我們的補償，竟然是前一夜裡在那個陌生的白人男性跟前，合法地再獻上一次自己的肉身。
    當貝爾在獨坐的夜晚唸出「上帝說人生而平等」時，當女學生們對那些搖曳生姿的、活體月份牌般的美人第一次流露出混雜了傾慕和艷羨的眼神，其實影片的主題一度有機會趨近於一個更有討論空間的話題，可惜，這種趨近稍縱即逝，張藝謀選擇將他的病態美學，將他的處女保衛戰進行到最後。
    因此，電影結尾的視點，只有遠離了南京城，遠離了那些將自己擺上祭壇的秦淮歌妓，因為，導演，還有觀眾，其實都不知道，應該如何面對她們的犧牲。
    來自大屠殺和處女癖的雙重敘述困境，構成了《金陵十三釵》的先天不足。所以，它並沒有機會成為一部被寫入影史的作品。雖然張藝謀在電影語言上的狀態回升是明顯的也是值得鼓勵的，雖然貝爾的表演和嚴歌苓的劇本同樣顯得紮實而飽滿，雖然佟大為的戰神英姿讓我想起《兵臨城下》和《太極旗飄揚》，雖然，玉墨晃動的臀部和她姐妹們肉光閃動的大腿，讓我確認了自己和那些螢幕上的日本兵一樣、和螢幕背後的張藝謀一樣，都是一群正常卻又卑微的、目光復雜的男性。
    最後說一句，從玉墨的扮相來看，圓臉、彎眉、淡紫色唇線、蓬鬆捲髮、上挑的眼角、惺忪迷離的眼神，這種從色戒里一脈相承的民國想像，已經成為一種固化的性慾傳說。所以，湯唯還真的是一個改變了中國電影造型史的人物。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