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我來死，比較值

文/是俊

張藝謀是個太清楚自己要什麼的俗人。

《金陵十三釵》打一開始就是奔著奧斯卡去的，主題的選擇，演員的搭配，尺度的收放，都透著一股隨時準備登台致謝的慾望。儘管「南京大屠殺」背景下的「情色救國」到了老謀子手裡仍舊還是順理成章的幾著棋路，女人終究沒有得到救贖，漢奸仍是眾所周知的逼不得已，日本人還是被詛咒了千萬遍的不得好死。但我喜歡這個故事裡被一點一點撩撥的風情，連同那層層煽動的民族情緒，都透著張藝謀讓人咬牙切齒的掌控力。

《十三釵》的故事比起原著要簡潔了不少，直接表現為人物關係中更為純粹的萍水相逢，對民族危亡的不贅述，以及重點人物的異常突出。雖然以教堂為結點，匯聚了日本人、入殮師神父、中國軍隊、教堂學生、秦淮河女人五支矛盾激烈的力量，但仔細一想，其實全片大部份時間都只是五個人的戲。以點帶面的最大風險是主演表現力，但是張藝謀對於磨演員的能力實在太有自信了。當倪妮一襲花袍，扶風擺柳的翹臀填滿了整個鏡頭時，我便在腦海里迅速閃回了他手把手捏出來的謀女郎們的倩影。我甚至覺得張藝謀直到現在都忘不了鞏俐，但又捨不得把她的風情全都搬到這個時代。佟大為貢獻了其影視生涯最好的一次演出，主要是因為這個角色實在是好到了「誰演誰悲壯」的境地。至於貝爾，只需要以最普通的美國遊客身份本色出演，便可成為《十三釵》通往奧斯卡的最大籌碼。

張藝謀喜歡在他的影片中設置一類純粹的受害者，他們以一個尷尬的局面開場，並且往往得不到好的結局，在他們的絕對善良和天生麗質面前，外界的力量承擔了絕大部份罪責，從而激發出觀眾對人物命運的本能同情。《大紅燈籠高高掛》裡的頌蓮，《山楂樹之戀》裡的靜秋，還有《金陵十三釵》裡的玉墨，都是這一類「好看沒好命」的角色。甚至為了促成更深層的悲情，捨棄了人物的複雜性和哪怕一點點的陰暗面。原著中玉墨對書娟是有愧疚的，所以挺身而出的結尾不僅僅是一腔熱血和崇高精神，更多的是對自我的救贖。除了拉一幫姐妹下水之外，基本還是個雙贏的結局。但是影片透露出玉墨的苦難身世，全部都是這個世界對美好女性的摧殘，作為一個徹底的受害者，她是不需要再為道義奉獻任何的。於是在這種付出構成的不平等下，十三釵的赴會被渲染得出奇殘酷。末尾紅菱的反悔，將這種理想主義的犧牲稍微往現實拉回了一點點，但也只是樂曲終章的一個滑音。

對飽滿色彩的使用已然成為張藝謀的作者標記。影片出現最頻繁的鏡頭就是那透過彩色玻璃的光落在女性的皮膚上——而她正純潔無辜地窺探這個世界。宗教營造的這個避難所，與外界的隔離就是這麼炫彩又脆弱的一層，當流彈穿透某個色塊擊中毫無防備的生命體，也就預示了在這樣的險惡亂世，信仰連自己都無法救贖了。

佟大為的身份沒有挑明說，從服裝上看應該是正面作戰的國軍。這樣英勇善戰的角色以往絕對要被我黨挖走的，當然在影片中他還沒來得及棄暗投明便光榮戰死在紙店。又是鮮艷得不現實的色塊鋪滿鏡頭。似乎在那個年代，死成為一件很自然的生命活動，只有死得值不值，超不超值的差別。被第一撥日本兵糟蹋過的女學生不幸死去，某種意義上是最好的處理方式，他要保留這個群體的純潔性，並避免去探尋她們一旦「失去」將無法面對的人生。

「南京往事」本身背負了太沉重的道德意義，在以它為主體的影視作品面前，太多的看法和評論似乎都被禁錮了。《金陵十三釵》講了一個最正常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許多推動力不足的情節矛盾，也都借了那個時代的力，演變成一個傳奇。什麼時候這些投機取巧的元素都褪去，只剩最簡單的人物和敘事卻依舊能捕獲人心時，張藝謀才算真的回歸，也真的勝利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