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太故事的

    這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悲劇故事，其附著的特殊歷史背景對電影人具有天然吸引，但故事的演繹成份太大，如果不能做到令人信服，會是最大的麻煩。在編劇劉恆手裡，純熟的編劇技巧努力抹去了牆上的褶皺，導演張藝謀也難得地儘量克制著自己以往過度裝修的陋習，實力派演員克里斯汀•貝爾的加盟，更讓表演上了一個明顯臺階，這一切，令整部電影看上去圓熟、精巧、頗具衝擊力，但最終，故事的核心，妓女們犧牲自己拯救女學生的這個抉擇，其可信度仍值得商榷——它仍然像是被作者賦予的、強加的——這是這部不可謂不成功的影片，最大的遺憾。


    1、命題

    1937年12月13，是南京淪陷之日。
    次日，五萬日軍入城，廢墟中的六朝古都，就此淪為這支野獸軍團的肉食餐廳。從這天起，日本軍人開始了連續八個多月的針對三十多萬戰俘、平民的震驚世界的大屠殺。旅美作家嚴歌苓的小說《金陵十三釵》，講述的就是日軍入城後三天三夜發生在地獄般的南京城裡，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
    這如果不是迄今為止中國作家創作的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最悲愴、最高貴的故事，那就一定是最離奇、最具傳奇色彩的故事。嚴歌苓以往的小說，喜歡以大歷史為背景書寫極端困境下的女性傳奇，而向以故事短板為國人所詬病的導演張藝謀，則在這本薄薄的小說里嗅到了金燦燦的道德價值和商業前景。然而，任何人要想選擇將這個故事搬上螢幕，在今日之中國，無疑都要冒不難想像的高額風險（事實上，克里斯汀•貝爾先生的一次小小的鄉間旅行帶來的嚴重後果讓我們意識到，各種潛在的風險還是遠遠超出了常人的想像力）。首先，你無法迴避關於販賣苦難的質疑，當然，即便是嚴謹如《辛德勒的名單》，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這種質疑有時是比較廉價的；其次，在這民族深重的苦難背景里，消費妓女、消費情色的嫌疑也不是完全缺乏根據，朱大可先生那篇《十三釵的情色愛國主義》，即便投放時機欠妥，也不能完全看做只是空穴來風——追溯民族浩劫的懇切願望和渲染妓女抗日的娛樂演繹，一個要求嚴肅、嚴謹，另一個卻很難避免煽情，兩廂之力，本身可能相互消解。張藝謀不會全無權衡，圍繞在他身邊的謀士們，必然也曾反覆陳述當中利害，但他最後還是不肯放棄這個難得的「好故事」。那接下來，令故事可信，就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張藝謀找來國內最好的編劇之一劉恆，來為影片勾勒敘事藍圖。
    一個成熟的編劇，很快會找到這個故事的支點，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面對的其實是個類似《蘇菲的選擇》那樣的「魔鬼交易」。　
    《蘇菲的選擇》，是美國當代小說家威廉•斯泰倫的自傳體小說，曾被譽為「西方小說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二十世紀百部最佳英語小說之一」，這也許過譽了，但故事本身的確相當動人。故事主角蘇菲，是二次大戰期間遭納粹迫害的波蘭女人，她的一生，完全毀於集中營裡的一次痛苦的抉擇：在被關押集中營期間，納粹強迫她在兩個子女中作出選擇，一個留下來，另一個將被送入焚屍爐，蘇菲心如刀絞，在魔鬼的無理命題面前，她選擇留下兒子。這個選擇，沒有拯救任何人，反而毀了她的一生。值得一提的是，馮小剛備受肯定的《唐山大地震》的戲劇核心，也來自對這個典故的重組。是的，好故事，總是講過的。
    小說《金陵十三釵》面臨一個相似的困局：妓女和女學生，該犧牲誰？
    這個故事裡沒有蘇菲（假神父米勒實在沒有資格作這樣的抉擇），所以在《金陵十三釵》里，納粹和蘇菲，也許是同一個人。那就是作者本人。但通俗小說作者一般不會讓這種無解的道德焦慮困擾自己的寫作，所以，她巧妙地引入了一個「英雄情節」——讓「十三釵」自己作出這一選擇，令人物獲得昇華，成為拯救者、犧牲者，成為英雄。這也許是通俗作品和嚴肅作品的最大區別——通俗作品的作者樂意充當上帝之手，隨意撥弄人物的行為、定奪其命運，她可能根本不愛玉墨，甚至骨子裡樂於剝削她們的特殊身份，而在真正嚴肅深刻的作品裡，作者就是蘇菲，就是朗讀者、就是鋼琴家本人。
    劇本沿用了這個手法（它別無選擇）。所以，這個抉擇既是故事的華彩，也是故事的最大陷阱和軟肋。軟肋在於，影片中這個高潮並非敘事的終點，而是所有敘事的起點，因為所有努力、所有功課、所有劇作技巧，都將為促成這個結果，令這個選擇顯得可信而做。
《金陵十三釵》最終做到了可信嗎？


    2、人物的轉變是否做到了可信？

    小說家出身的編劇劉恆有著深厚的文學功力，他的劇本最讓人嘆服的是對白質感，他能寫出一流的台詞，而一流台詞最大的功效，是帶入感強。然而遺憾的是，在面對這個敏感題材的時候，劇本在人物深層性格的挖掘上，卻沒有能夠傾其全力，許多地方仍留有遺憾。有時候，這可能不是編劇能力問題，而是命題使然。劉恆的另一個劇本《鐵人》也有這個問題，因為某種原因，那部主題先行的電影不需要、也不允許他對人物（王進喜）進行更深層挖掘，他於是只把力氣花在情節、台詞上，觀眾最終看到一個打了雞血的王進喜，情緒飽滿地過了頭。《金陵十三釵》面對的問題異曲同工，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命題不可更改，深層挖掘人物也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故事在敘事上的終極目標，是讓故事高潮、華彩樂章，妓女們做出「交換」這一選擇顯得動人（因為可信是做不到的），所以，之前所有敘事，統統都是精心的鋪墊。
    在影片上映之前，美國影評人多德•麥卡錫曾在《好萊塢報導》發表了一篇評論，明確表達了他的質疑，質疑主要是針對核心人物的這種轉變，「不可否認，在和平時期品行不端的人身上，當他們被號召從事偉大無私之舉時，會顯露出之前所隱藏著的高尚情感和道德。但不管從現實世界或電影本身來說，關於這一巨大轉變的環境和方式都是不真實和不可思議的，其中的謀算和衡量被略去了，讓最終結果的可信度，或者說，它所應該具有的力度大打折扣。」
    多德•麥卡錫對片中兩個主要人物（美國人米勒和妓女玉墨）的轉變，都表示難以認同，我個人倒認為，米勒的轉變恐怕更倉促一些，而玉墨的轉變倒是有跡可循、基本成立。劇本為玉墨的最後轉變，埋下了不少於五層的鋪墊：
    第一層鋪墊，是日本士兵第一次衝進教堂，面對妓女們可能暴露，書娟選擇了離開地窖口，讓玉墨及其姐妹們得以保全，而女學生們卻因此而險遭強姦（當中一個更墜樓身亡），對玉墨來說，這是救命之恩。這是恩。
    第二層鋪墊，是李教官和玉墨的一次對話，原本可以撤出南京城的教導隊，正是為了掩護這群女學生而全體陣亡，他們不能白死，對玉墨來說，這是同齡人的一個臨終囑託。這是義。
    第三層鋪墊，是米勒的轉變，米勒這個垂涎美色的「二流子」，這個局外人，為了這群孩子，都能有此義舉，讓玉墨覺得孩子們真的很有機會倖存，這讓她們的犧牲有了意義。這是價值。
    第四層鋪墊，是米勒向玉墨坦白尋琴弦女子的慘死，這讓玉墨心悸，她由此想到自己的身世，她上過教會學校，第一次接客也在這個年紀，所以她認為不能讓孩子們受此凌辱、虐殺。這是情感基礎。
    第五層鋪墊，就是書娟帶孩子們爬上鐘樓，欲跳樓自殺，這直接導致玉墨做出了她的抉擇。這是迫切性。
    所以，玉墨的轉變和選擇，是說得通的。她的選擇，乃是一個有過教會教育背景的女子的人道主義，任何一個成人在那樣一個現場，為了孩子，都有可能這樣做。說不通的，是其他女人在她的感召下，迅速、決絕地做出同樣的選擇，而這些人中的多數是面目不清的，我們看不到她們身上有這種層層遞進的鋪墊，所以劇本巧妙地安排了次日臨上車前小蚊子的恐懼、反悔情節，這是個極有必要的更新檔。但更新檔只是更新檔。也有女性觀眾敏銳地覺察到，妓女們的選擇（不是玉墨的選擇）有著天真的一面，作者或許正是利用了她們對職業、身份的卑賤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一詩句的引用，是令人當時感動，而事後叫人感到不快的一筆。妓女們作為犧牲行為的主體，並沒有得到足夠筆墨來具體剖析，她們仍然是一個個被簡單賦予了行動的卑賤群體。所以，玉墨選擇做「英雄」，有完整的自覺過程，而其他妓女，則是在她的感召下，幻想出了一種精神昇華的價值。如果連做英雄都仍然是集體無意識，這個故事的先進性在哪裡？它的確有一個巧妙包裹下的主旋律敘事的嫌疑。
    這是整個劇作，最令人遺憾的地方。它並沒有做到可信。
    此外，米勒的轉變，顯然就更缺乏說服力了。日本兵第一次衝進教堂企圖強姦女學生，米勒的挺身而出是可信的，這是一種普通的人道主義、英雄主義，而當他外出尋找兩個妓女遇到同鄉，有機會逃離南京卻選擇放棄的時候，情節處理就有些草率。當然，我們都記得，米勒後來在玉墨面前吐露心聲，他告訴玉墨，自己的女兒如果活著，是12歲，正是和女學生們一樣大的年紀。但這樣就足夠嗎？這也是個更新檔。在敘事中，更新檔的特點是，不補，就露個破綻，補，則說明這裡曾經有個破綻。
    相比米勒由「壞」到「好」的轉變，他的痛苦與糾結尤顯更輕，特別是他還剛剛目睹了兩個女人被虐殺的血腥場景（相信這個場景所營造的真實感會令所有觀眾不寒而慄），我很難接受他會簡單默許「自己所愛的女人」作出這樣「偉大的決定」並付諸行動卻無崩潰跡象——這種崩潰，想像一下如果玉墨是你的女兒，你的女友，應該都是不難體會的。
    多德•麥卡錫有個詞用地十分恰當：不可思議。
    但由於劇本整體完成地實在很順暢，至少在電影院裡呆坐的這145分鐘裡，我們來不及考慮這些，你只能跟著人物跌宕起伏的命運跑動，在恐懼和壓抑中，對一切信以為真。


    3、真正好的電影，不會只停留在故事層面

    真正好的電影，當然要有一個很好的故事，但絕不會只停留在故事的第一層面。
    十三個妓女為了救十三個女學生，慨然赴死，這是典型東方古典價值觀的故事，而這命題本身是不可信的，尤其放置在背景過於厚重的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畫面之上。如果不能做到深沉，就絕不要露出輕佻的馬腳。是的，我們可以看到張藝謀已經在咬牙克制，但零星之處，毫無必要地渲染扭動的屁股、燦爛的旗袍……特別是《秦淮景》段落對於幻覺場景的處理，惡趣味一次又一次地在局部地區爆發。
    總體上，《金陵十三釵》是一部相當不錯的通俗作品，面對這個異常嚴肅的題材，張藝謀很認真，卻不夠克制，劇本很精彩，但在許多層面遠沒有達到完美，而視覺呈現上，更有些不周之處。在這樣一個故事裡仍然無法遏制自己的某些趣味，讓我對張藝謀……真的很撓頭。
    我記得在電影《拯救大兵瑞恩》的結尾有這樣一個細節，年老的詹姆斯•瑞恩帶著全家老小來到二戰陣亡將士墓地，在米勒上尉的白色墓碑前，他滿含熱淚，懇求妻子回答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告訴我，我這輩子沒有白活？」這個一稿劇本雷根本沒有的情節和台詞，是史匹柏在劇本改動中最動人的一筆。而《金陵十三釵》，缺少這種醇厚的東西。書娟對「妓女姐姐們」的犧牲缺少一個明朗的態度，最後窗口的定格畫面，只傳達了一種遺憾的感情。對十三歲的女學生書娟來說，這也許足夠，但對電影、對這部電影的億萬觀眾，這並不足夠。
    如果《金陵十三釵》不能算是一部一流電影，蓋因為創作者對犧牲者、受難者的態度，缺少必要憐憫，即便這個問題也許是原著所帶來。在《蘇菲的選擇》里，你清楚地看到、感受到母親的靈魂之痛，而《金陵十三釵》你看不到作者的這種痛苦，更看不到這種痛苦達到了更深層次，所以，它無法和《鋼琴家》、《辛德勒的名單》相提並論，就很正常了。但是，也許對於一部「張藝謀電影」來說，它必須得到某種肯定，因為這顯然是張藝謀十年來最好的作品，如果這是一個新起點，張藝謀就值得我們期待。



  《電影世界》2012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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