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與合作不是這個世界的原罪

  1927年的默片，基本見不到現代電影的剪輯手法，更像是舞台劇的紀錄片，平視的鏡頭，特寫時候人物表情也極盡誇張之能事。
  但是很美，無論是場景設置還是畫面結構，每一幀構圖基本都可以拿來做平面構成的教科書（如果是彩色片的話沒準也是色彩構成了）。女神登場更是讓人屏住呼吸，金屬的冰冷和堅硬用來構造女性柔美的線條，大腿和肩部曲線很真實，希臘雕塑一般的面龐不知是否有模仿維納斯。
  虛擬的現實世界，形狀詭異的樓宇和樓宇之間的路，陰暗的地下城，冒著熱氣的龐大機械，低頭麻木行走的工人和趾高氣昂的城市所有者。死神和火線追緝令雕像，恐怖吃人的怪物。表現主義誕生於一戰後二戰前，對於蒸汽時代社會進程的反思，內在壓抑逐步轉化為外在吶喊呼叫，思想上的不統一也造成了形式上的各異。
  就像導演用了這樣一個恢弘龐大的世界觀卻其實在講述一個資本家和工人達成和解的故事，也許不能怪導演，那個時候他也許感知到了被壓迫和剝削，卻不知如何解決，只能借用巴比塔的故事引喻，希望人與人之間達成心靈上的和解。

  任何社會的構建在初期都是伴隨著黑暗和流血犧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物資的龐大需求，規模化初級生產和急需的擴張。不僅需要物力還需要人力，所以從非洲運輸黑奴亞洲徵召勞工，壓榨剝削本地工人，最後的結果勢必是兩極分化，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天平的一方傾倒，不公平一方一定會叫嚷，如果這叫嚷一直得不到理會，就會變成暴力革命。然而顛覆舊世界創造新世界？--不太可能，除非生產力和社會進程到達了另外一個質變時期。最後可能的結果就是擁有資源的那部份人讓渡一部份資源給非擁有者，最後富人以少量付出換取窮人的滿足，社會和諧，皆大歡喜。

  德意志一直是個與眾不同無法用常理化來形容的民族，法國大革命的威力從未波及德國的疆土，而共產主義的理念到了那裡也變成了納粹，以致於至今西方各國對於共產主義避之唯恐不及。當然，二戰後的反思也是一直首當其衝，產生了若幹著名作品。
  當全世界都在叫囂暴力推翻統治階級的統治的時候，導演卻在反省，破壞了機器的同時毀滅了世界到底值不值得，我們給下一代帶來的到底是饋贈還是災難，聖女貞德舉起的寶劍也許更是妖女蠱惑人心的挑撥離間。
  不叫囂沒人理會下層人民的疾苦，叫囂如果聲音太小則沒有人理會，非暴力不合作無法讓上層感同身受自然也無從理解身心痛苦，暴力推翻帶來盲目和狂熱卻要用杯盤狼藉作為收場。苦依然是人民的苦，就算把神也拉入了深淵與人民同苦，也不一定能減輕背負在人身上的苦。
  平穩過渡？如何平穩怎樣過渡？色誘資本家的兒子？用愛情和眼見為實的災難來感化他？還是苦口婆心的教化？以為可以利用上天的感召和天賦的責任。
  當然不是沒有例子，自上而下的革命成功不在少數，也減少了由於農民和工人階級不長見識導致上台後要嘛殘暴不仁要嘛色慾薰心。
  只是我們有這樣的土壤造就這樣的時機和領袖嗎？

  《世界是平的》英文版中說：「共產主義是讓民眾一樣貧窮的偉大制度，事實上，它是幹這活的最好制度」。沒有物質基礎再偉大的上層建築最終也只能變成綁架思想的桎梏。
  從1961年到1989年有8000多人試圖從東德逃往西德，現在也有數不清的朝鮮人夢想著有天可以去到韓國。烏托邦是人對社會的終極理想，但現實的烏托邦里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基本不前，人民生活水平統一乏味，色彩斑斕更符合人類的胃口，於是他們叫囂著奔向了自由。
  本來就是個難解的命題，正如每個人的人生，我們不希望被約束，於是急切拋棄孩童時期奔向長大。長大意味著獨立，而獨立又意味著自我負責，沒人提供溫飽和不愁的三餐，流汗流淚創建自我國度的進程中，數不清艱難險阻和災難突然來襲，我們又想要有依靠渴望寄託。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制度，人人少有所養老有所依必然拖累整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而達爾文式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自由發展的經濟也當然會帶來社會發展的陣痛，經濟危機也好，兩極分化也好，老無所依也好。最後還是沒有定論。
  
  只是，我們都可以探討，無論是一邊推進一邊修正無限接近完美，還是打破重來新開始一個世界，不管抗爭還是妥協，保持對這個世界清醒的態度。也許溝通和理解正是我們可以構建巴別塔的唯一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