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南京大屠殺該怎麼拍？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脫胎於1988年老電影《避難》的《金陵十三釵》因為置入南京大屠殺的背景而帶有了截然不同的意味，當我們審視這部電影時，「南京大屠殺」無疑是比「張藝謀」更醒目的文化符碼。雖然評論一部電影的維度幾乎是無限多元的，但對中國觀眾來說，南京大屠殺就像一道空前沉重的苦難之碑橫亘於前，一旦涉及這個主題，首要——甚至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是：南京大屠殺被拍好了嗎？當然，我無德無才回答這麼重大的一個問題，僅是從個人角度拋些頑磚，期收引玉之效。

既然是一個沉重的歷史事件，影片的敘事基礎當然應該建立在歷史事實之上，所謂「歷史事實」，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在特定語境裡公眾所普遍接受的歷史敘述，電影一般不應該承擔歷史考據的任務，特別是這麼敏感、重大、牽扯億萬民眾感情的事件，必需要建立在史學界公認的基礎上。當然電影不是紀錄片，必需要合理的虛構，而對南京大屠殺題材而言，這往往又容易陷入極端化的兩難困境中：片面強調日軍的獸性，反面人物會有臉譜化嫌疑，性格塑造也不易立體；一廂情願的描摹侵略者的「人性」，又喪失了歷史真實，發展下去也會歪曲影片主題。從這個角度講，《金陵十三釵》做的很到位。一來，微觀敘事的角度框定了影片的敘事出發點，不會像《南京！南京！》那樣刻意弄一條日軍視角，最終顧此失彼不倫不類。二來，影片對日軍獸性既有血淋淋的事實呈現，又有克制的普遍人性化表達。譬如那位日本軍官，一方面制止了手下散兵游勇的暴行，還會彈鋼琴唱鄉謠，引得一干日軍思鄉情起；但另一方面，他在執行高層的殘酷軍令時，眼睛也沒眨一下，面對美國「神父」的質問，雖有內心起伏，但並未猶疑。應當說，張藝謀在這一敘述分寸的拿捏上，十分到位。

在深沉的苦難敘事中，抵抗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條線索，《金陵十三釵》有意強化了這條線索。而且，影片塑造的是英勇獻身的國軍士兵群像，這一點在內地電影裡已屬不易。在影片中，國軍狙擊手還特意撤出了教堂，在交戰區里與日軍同歸於盡，這顯然也避免了糾結史實的困難。應當說，片中的抵抗戰士事蹟都是催人淚下的，但相較而言，這條線索還是不無刻意之感，與故事主體聯繫並不緊密，當抵抗戰士的「使命」完成以後，這條故事線便戛然而止。

不過戰士犧牲了，抵抗並未結束，妓女們不惜深入虎穴，換下無辜的女學生。但這裡似乎隱含著一個倫理難題：是不是妓女們的生命就沒有女學生重要？是否因為她們不夠「純潔」？當然，從影片的表現來看，可以把女學生理解為未成年人，她們受到成年人的保護，還是符合普世倫理的。

提及南京大屠殺，後世常常與納粹屠猶相提並論。不過這兩者的區別其實也不小，納粹屠猶常被理解為某種現代性的惡果（鮑曼），南京大屠殺則更多的像是一次前現代式的野蠻屠城。漢語對兩者都用「大屠殺」來指稱，在英文語境中，納粹大屠殺一般用Holocaust（shoah）來表述（也有不同意見），南京大屠殺則常用Massacre一詞，兩者的意涵差別很大。所以，在討論《金陵十三釵》時，影片在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跨國傳播方面，貢獻不可不察。不過也正是因為此，也使得影片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鬆散。妓女在本片中化身為「聖女」，既救贖了女學生，也救贖了假神父。飾演神父的克里斯蒂安•貝爾演技有目共睹，但他在《金陵十三釵》中，顯然頗顯游離，台詞、舉止都比較表面化。從入殮師到「神父」的心路轉圜，難稱細緻。與貝爾出演的好萊塢電影比起來，《金陵十三釵》給他的發揮空間好像不大（他的台詞還出現了穿越那個時代的詞彙）。在教堂空地裡修好卡車揚長而去，也可以有更合理的劇情解釋。

二戰以後，西方出現了被稱為「見證人文學」的大屠殺小說，類比於南京大屠殺敘述，其實也有這個維度。總的來說，我把南京大屠殺敘述歸納為五個核心問題：誰做見證？誰當英雄？誰遭苦難？誰獲救贖？誰負責任？《金陵十三釵》基本都做到位了。書娟的畫外音敘述，既是張藝謀從《紅高粱》起就熟悉的手法，也是見證人的最佳體現。至於「誰負責任」這個問題，雅斯貝爾斯寫作《德國罪責問題》，就提出受害者和侵害者乃至所有倖存者都有「形而上罪責」的觀點，以此衡量，似乎也能對我們有所啟發——當然，對電影不必如此苛責。

《金陵十三釵》的另一個文化母題乃是《紅樓夢》，金陵女子「萬艷同悲、千紅一哭」，在影片中也有淋漓盡致的展現，不過張藝謀導演似乎更擅長北方的粗獷美學風格，對江南女子的細膩溫婉展現，好像並不自如。

（刊載於《南方人物週刊》2011年12月26日第45期）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