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的戲劇性

電影情節挺緊湊，但這個題材不能用如此戲劇性的情節來表現。導致了一種「廉價的戲劇性」吧。

有兩個地方讓人不舒服。一個是前四分之一這些妓女們都穿得酥胸半露的，浪浪蕩盪的。毛病啊，妓女也是一種職業，下班了至於要這樣麼（前陣子在豆瓣某相簿見到一個鋼管女郎的房間，拾掇得比文藝女青年還清爽）。而且上班也不這樣，參看海上花。張藝謀有時候就是趣味粗俗，還要搞得像是「迎合觀眾」。這都是物質貧乏的後遺症，想像皇帝過的日子：饃里都夾著肥肉！

如果是平常的題材就也罷了，這是個很嚴肅的題材，就被搞得特別不嚴肅。不是每個電影都需要「笑點」的，都需要一會兒一會兒刺激觀眾的神經的。要進入好一點的精神狀態，恰恰是要保持神經的平靜堅韌。

另一個這個電影的大方向是有問題的。它在一個極端情境下描寫人性的各個側面，這個在我看來有點問題，因為在極端情境下，豐富鮮活的人性倒反而可能是受抑制了，只剩下出離的殘暴了，恐懼了，麻木了。大浩劫是把豐富的人性一把抹去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所以歸根到底，只有紀錄片還能拾點劫餘。多年前有一個歐洲紀錄片展（林旭東和張獻民引進的好像），看過一個片子就叫《浩劫》的，講二戰集中營，那是好片子。

至於女學生死還是妓女死的問題，不單單是一個平等的問題。而在於在浩劫之後留誰活的問題，電影的邏輯是：純潔的人活下來。這個我覺得比較可怕，因為在浩劫面前，純潔的道德製高權能轉化為生存優先權？如果道德的價值是可轉化的，那就絕不是絕對意義的道德了，馬上就淪為偽道德。雖然電影使勁表明妓女赴死是自己的選擇，女學生只是被動的接受——這個更可怕。如果玉墨一個人想替書娟去死，書娟接受了，我覺得一點問題都沒有，但如果一個群體對一個群體的話，誰能保證誰不是受了洗腦，受了強制？誰是不是在大環境裡被迫做了自己並不想做的事？一個文藝作品，要對這種東西有警惕，而不是順順溜溜地美化。這一點都不批評張藝謀，而是批評劉恆與嚴歌苓。

進入辛德勒名單的人，帶著偶然性，是時間與事件往前走的結果，有不同年齡/性別/身份，人性，生死，是與偶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而不與某種價值觀直接聯繫。如果有浩劫，那麼活下來的人要有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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