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歷史粉飾一個入殮妝

《金陵十三釵》，註定是一個對奧斯卡的博弈。張藝謀對獎項的執念也許在《菊豆》失意奧斯卡時就紮下了根，李安的《臥虎藏龍》的大紅再次開啟了張導的雄心，接連兩部並不擅長的武俠戲雖然壟斷了國內的票房，卻招來無盡的罵名，可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只要是奧斯卡，大片夢就還在繼續。選擇戰爭主題，無疑是對奧斯卡近些年的風向觀察，謝天謝地他總從數據統計里切准了脈，政治歷史題材向來外語片一欄的最愛，偏愛程度可能在五部提名中佔據四席，其中不少又和二戰脫不開關係，在01到11年里，最佳外語片的獲獎名單里有兩部就是和二戰有關的（《何處是我家》、《偽鈔製造者》）。從這點來看，《十三釵》的申奧把握應該比其他類型片更大，而且一旦事關民族氣節的，總是能引發熱血、同情、憤怒和眼淚的。對大眾來說，電影好不好就在於它激起的反應夠不夠大。
　　
如果說我能找出國內給出如此高分的原因，也就只有這個了。不過張導發現大家的討論焦點全落到「處女和妓女的價值問題」，一定憂桑地哭了——「哎呀，我明明是要讚頌那些卑微的女人啊」。但這也怨不了觀眾，誰叫劇情預設了鬼子愛處女的宅男情結。沒錯，這部電影最糟糕的一點就是用現代人的眼光虛構了當年那段屈辱的歷史，為人物添加想像式的人性。
　　
「張藝謀在本質上是一位攝影師，而不是導演，攝影師的夢想，是將天下的慾望都寫在鏡頭上。」王書亞在《黃金甲》影評里寫的一句話，同樣能套用在《十三釵》里。教堂的彩色玻璃、妓女華美的袍，龐大的場景……張藝謀一向是影像先行的，而故事則幾乎都仰賴於文學作品。以文學為打底的劇本好處在於足夠戲劇化，但虛構的文本往往容易被個人情緒所牽制，缺乏現實的依據做支撐。砸錢請了貝爾，找了好萊塢技術團隊，邀了Joshua Bell拉小提琴，約了給Nicole化了大鼻子妝助其得影后的張叔平，還不如先找個心理學專家給劇本把把關。當然，這一切張偉平說什麼就是什麼——沒床戲怎麼行？沒床戲誰來看？應該給群眾們一個交代，應該給力。
　　
我不知道近年來出了什麼問題，抗日題材的影片會在今天越走越狹窄，到剩下南京大屠殺這一個切入點。用審查制度解釋未免牽強，至少許多80、90年代甚至更早的片子在想像力和多元性上要遠遠超過現在。只能說在「導演中心制」（少數導演掌握大量資源）下，大片壓榨了更多獨特小電影的空間，大導演就意味著大票房，形成「我餵你什麼你就吃什麼」的局面，功利心完全取代了創作的進取心。
　　
不是說虛構歷史就是不合理的，你可以玩懸疑叢生的密室戲（如《風聲》），可以拍外表瘋癲內裡悲哀的黑色荒誕劇（如《傷心小號曲》），可以編個夾著笑淌著淚的另類喜劇（《美麗人生》）。故事可以是假的，我們真正看的是電影所反映的人性。而在人性設定上，《十三釵》明顯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刻畫人性，需要以大量為歷史和心理學的資料為依據的，而不是自己把自己感動了的戲劇臆想。
　　
把神父換成一個痞子入殮師就是一個敗筆，神父所面臨的難題是更常見也是更值得去探討。也許這樣成功避開了宗教這根中國人難啃的硬骨頭，但是約翰在短短幾天內徹底的轉變經不起推敲。對混混-A面的表現也許更可以為他英雄化的A面加分，但轉變的情況只有兩種，要嘛是一瞬間良心爆發（《黃河絕戀》裡的反角二炮，一個自私怯弱、欺軟怕硬的小人，卻在關鍵時刻捨生取義，留下了一曲悲涼壯闊的信天游），要嘛是日積月累的改變（辛德勒作為精明的商人最先使用猶太人只是因為勞工便宜）。
　　
　　在極端的環境下，惡容易激發人的善但更容易激發人的陰暗面，因為每個人都有自保的本能，這也是無條件服從權威的原因之一。道德和貪婪較量，輸的永遠是道德的那一方。所以約翰的轉變很難讓人信服，目睹暴行突然良心發現，一肩挑起神父的職責，這手法倒是和拙劣的福音電影像極了。邪惡只能降服人的軟弱，能帶來心靈臣服震撼的只有愛。救贖的故事總是先從自己被救開始的，如果約翰在出乎意料中被救，至少這樣的感動更能讓一個局外人過渡到事件的中心。
　　
另外十三個歌妓與十二個學生這種工整的對仗可能也只能存在於小說里。把價值交換作為討論中心很容易偏離原本作為焦點的道德抉擇。故事雖發生在教堂，但這種拯救的行為仍是出於東方式的道義。我可以理解玉墨在學生對十三釵鄙夷偏見下「以直報怨」的態度，因為她所認定的自己早在13歲時就死了，她清楚這種創痛帶來無可挽回的後果，因而生死在某種程度上對她有如浮雲。但是她如何去說服其他的12個人，難道這就是頭牌的向心力？一個人要說服其他11個陪審員的主觀看法也有如登天，更何況她們都知道性命攸關，有那麼長掙扎的時間，人肯定做出有利於自己的選擇，這種人性的冠冕猛然閃耀恐怕只能是創作者自圓其說吧。
　　
讓人最顫抖的還是中國導演們的文藝想像。他們大概以為人性化日本軍官就可以避免臉譜化的傾向，嗯，日本軍官紳士感堪比《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裡的夜井上尉，其音樂質素比肩《鋼琴師》裡的納粹軍官。他們大概以為浪漫主義的手法對比血腥的殘酷更能打動西方觀眾，比如歌妓為了給垂死的小男孩彈一曲《秦淮景》大白天穿著艷色的旗袍回青樓去拿琵琶。在當時的境況下，恐怕老太太都不敢上街吧。還有講著一口Queen’s English的玉墨，其冷靜流利彷彿在給《喜福會》念旁白，還蹦出have a crush on you這樣的美式口語。妓女們脫下旗袍，裡面居然還有刺瞎眼的fashion bra，這個我也沒法確證，但有考據狂指出收腰的旗袍是40年代之後才出現的。另外她們在危難時刻依舊可以敞開衣領肆無忌憚地扭動腰肢，這心理素質還有什麼不能夠承受的。
　　
總之，《金陵十三釵》就是戲劇的，太戲劇的。當民族的苦難成為消費，人性超越成為意識強加的結果，歷史成為視覺的佈景板，我們除了用戰爭的殘酷煽動民族情緒外，還能帶來什麼反思？為歷史化一個矯情的入殮妝嗎？
　　
十三釵背後真正的故事是保護了上萬中國女人的傳教士魏特琳，作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她利用西方人的身份和日本人周旋，她在南京大屠殺時留守校園，保護了1.3萬婦女兒童。當時的情況是——「聖誕節前一天，日本軍官把魏特琳叫到辦公室，要求她從萬名難民中挑選出100名妓女。他們認為，若為士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他們就不會再去騷擾良家婦女了，魏特琳無奈之下允許他們挑選。」最終被找出的有21人，只是我們已經無法再細究這些人的真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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