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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的蹤跡--The Sword Identity

倭寇的踪迹/TheSwordIdentity

5.4 / 672人    108分鐘

導演: 徐浩峰
編劇: 徐浩峰
演員: 于承惠 宋洋 趙圓圓 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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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慶雲

2012-02-27 06:10:05

《倭寇的蹤跡》:中國文化與武俠的突圍


《倭寇的蹤跡》:中國文化與武俠的突圍
文/馬慶雲
徐浩峰是個文人,骨子裡的東西是我所喜歡的,因為,我以前也是個文人。徐浩峰導演的《倭寇的蹤跡》是個文人氣質的電影,我現在還有文人氣質,因此,我很喜歡這部電影。優秀的文人是帶著巨大的審視力的,而且每每把自己置身於一種思想的困境當中,成為哲學悖論的殉道品——徐浩峰的《倭寇的蹤跡》實際上也正是在中國悖論文化中試圖進行「蘇東坡式突圍」的作品,這種突圍,表象的是進行中國大陸武俠電影的一種嶄新風格的嘗試,內心實在的卻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審視與力求找尋出路。這種情懷,我稱之為,書生意氣,這種電影正是這個時代所丟失的情懷與意氣的一次集中迸發。
《倭寇的蹤跡》這部電影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戚繼光後裔想別開一派,把戚將軍對付倭寇的刀法傳世,因此不得不挑戰四大門,但四大門相互勾心鬥角,聯合起來以「倭寇」名義對付開派者,最終「別開」戰勝「傳統」,可立門派,但「別開者」遠走。
先說中國文化的突圍。
第一、 別開一派者的刀法何來?
這個刀法是戚繼光將軍在對付倭寇的實戰中學習來的,是花用的倭寇刀法,而倭寇的刀法又是花用中原的棍法。文化是講傳承的,刀法未嘗不是一種文化。當文化不能面對外來文明的時候,很可能會成為封閉的四大門,不能長進,形成一個小圈子內的揚揚自得——如四大門為誰去滅倭寇的比武一樣的滑稽劇。文化的增進,必須是相互借鑑基礎上的提升。戚將軍的刀法借鑑了倭寇,所以在《倭寇的蹤跡》裡邊可以戰勝四大門。敢於借鑑,方是中國文化突圍的不二法門。
第二、 四大門背後的文化勢力是誰?
魯迅先生有言,在中國,每動一個桌子,都是可能要流血的——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深蒂固,或者說頑固不化。要開派者只是因為所用的刀學習了倭寇的刀,便被正宗門派所否定,這正是一個桌子角都動不得的真實寫照。四大門背後的文化勢力,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勢力——祖上便是如此,我們便只能如此。
第三、 開派者為何要遠走?
兩個開派者在開始的時候信誓旦旦要一起開派,可到中途,便有一人宣佈退出,並說,軍隊武功與門派武功不一樣,到最後,另一個人也只能遠走。這正是中國文人審視出來的巨大悲涼——即使可以另開一種文化出來,中國傳統的醬缸文化依舊可以同化了這一新的文化,開派者又能如何保障新派不是舊派?中國文化如何走出這個大醬缸?《倭寇的蹤跡》最後,主演抱著一個外國妹子(著鮮艷衣服)騎馬走了,他說去蘇杭,蘇杭是什麼地方?中國文化如何走出醬缸,或許在這裡便可以點到為止了。
第四, 巡城兵為何時不時地可以打敗開派者?
巡城兵五人一組,用陣法可以打敗新創一種刀法的開派者,但單打獨鬥卻要失敗——這正是中國文化裡邊的,人要依靠在群體的保護範疇內,沒有群體保護,則不會生出力量與戰鬥精神來。中國文化講整體意識,而忽視個體精神。家族、宗法等等都是整體概念,這個概念,時不時的可以救人,但時不時的也可以害人。巡城兵時不時地可以打敗開派者,時不時的又要失敗,正是這個道理。徐浩峰沒有用西方哲學的個人意識理論馬上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整體意識,而是認為,應該在整體意識的基礎上尋求一種個體精神的突破,這種突破,也正是中國文化的突破。
第五, 紙盔甲與祭鞭的哲學意指是什麼?
巡城兵的老大穿著紙盔甲,但是一直想有一身鐵盔甲,雖然紙盔甲比鐵的更實用;在一個門派老大對付船裡邊的「倭寇」的時候,老大要先祭鞭,甚至一鍋一鍋的燒油,雖然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裡邊的形式大於內容。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邊,形式或者說儀式化的東西是最重要的,怎麼在這種形式中突圍,也正是中國文化突圍的一個路徑。最後,外來的歌女對巡城兵老大說,皇帝不給你鐵盔甲,我們給你。這未嘗不是一個有深度的文化暗示——中國文化必需要在話語權利之外,尋求一個重視內容的突圍模式。
第六, 中國文化難道真的一無是處?
四大門老大那人的大哥,實際上代表著一個中國文化裡邊的符號。這人也愛慕一點虛榮,生怕別人說他老了,所以要染黑鬍鬚,但又用套子保護住自己的鬍鬚。這正是中國文明的一個化身,一邊要標榜自己的朝氣蓬勃,一邊又要讚嘆自己的上下幾千年的文明。但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切勿馬上批評這個文化符號,因為他還有他的另一面。這個人是武學修為最高的,不研究中國的心術而只鑽研武術(具體學問),而且可以寬容偷情的妻子等等。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有積重難返的傾向,但是,那裡邊講到的「仁道」卻是具有世界性的,是中國文化在突圍的同時應該繼承的與繼續發揚的。
中國文化走到了自己的瓶頸期,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因為有「倭寇」給我們打開了視野(自1840年起便是這樣,唐德剛先生《晚晴四十年》一書對這一文化現像有深入講解,筆者不必多言),所以,我們必需要尋求突圍。中國電影,於武俠一種上,也走到了瓶頸期。細緻來看,中國武俠電影已經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 胡金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敘事美學電影。
2、 李小龍為代表的個人武術風格電影。
3、 《笑俠楚留香》等為代表的花拳繡腿的商業武俠電影。
4、 《武當》為代表的學院派武俠電影。
5、 吊鋼絲分鏡頭為主的以《新龍門客棧》為代表的新武俠電影。
6、 以《雙旗鎮刀客》為代表的沒有武打動作的俠文化電影。
7、 《風雲》等為代表的數位武俠電影。
8、 儒道哲學的李安樣式的武俠電影。
徐浩峰的《倭寇的蹤跡》可以說,也是在自開一派——他的這部電影,有對中國傳統敘事方式的繼承,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意境的體悟(比如,開始,在殘荷邊武打的一段),也有對中國儒道等等文化的把握,當然,更重要的是尋求的一種嶄新的突圍模式。
徐浩峰把武俠困境與中國傳統文化困境融為一體,直面這個難題。中國武俠不再是神乎其神的飛簷走壁,而是講科學講技巧的一門學問,當時,這門學問也與中國文化的困境相互共振,導演力求用新武俠出路的方式給予中國文化出路何在以答案。
徐浩峰的武俠講求數目字化,比如,新開派者的刀要長多少多少,依靠燈籠的光線角度來判斷進攻時機等等。這個故事發生在萬曆十五年。筆者清楚地記得,《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老先生所提倡的中國未來的出路問題——依靠數目字化的管理來尋求突圍。沒有讀過黃仁宇先生數目字化理論的讀家,自當應該去補課了。
最後,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中國武俠,徐浩峰都給出了自己的突圍方式——在數目字化的前提下依靠仁道來獲得出路。當然,出路之後是什麼?徐浩峰或許也不知道。一如魯迅先生所言,前邊是什麼?前邊是墳。如此看來,《倭寇的蹤跡》是中國又一部不可多得的好電影。作為中國文人,我呼籲,影院適當給這部優秀的電影加場。中國文化與武俠要突圍,徐浩峰的這部電影也願它能夠成功突圍。此係為文,以期諸君共振與批評。   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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