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止幾聲槍響

在看到《槍聲俱樂部》中，戰地攝影師肯（Ken Oosterbroek）遇襲身亡的那組鏡頭時，總有些似曾相識之感，後來翻找了之前看過的以詹姆斯•納切威（詹姆士 Natchwey）為主角拍攝的紀錄片《戰地攝影師》，原來肯遇襲身亡時，詹姆斯納切威也在現場，而且有現場的影像資料保存下來。對比兩部影片的影像，《槍聲俱樂部》對於事發現場的還原已經做的相當逼真。除了這段影像，《槍聲俱樂部》對於當年「The Bang Bang Club」成員的很多著名攝影都做了現場影像還原，為那些偉大的攝影作品做了生動的，準確的，更加完整的擴展和延伸。單從這一點來評價《槍聲俱樂部》，它已經是一部不錯的電影了。
槍聲俱樂部即「The Bang Bang Club」，一個活躍於上世紀90年代初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末期的戰地攝影師團體，團體的名字「The Bang Bang Club」最早來自於南非當地一家雜誌《Living》對這群戰地攝影師做的專題，當時雜誌用到的名稱是「The Bang Bang Paparazzi」，但是「paparazzo」這個詞本身有些「狗仔隊」的意味，這也代表了一部份所謂的人道主義者對於戰地攝影師的誤解，關於這種誤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槍聲俱樂部成員凱文•卡特（Kevin Carter）和他那張舉世聞名的《飢餓的蘇丹》的攝影。
槍聲俱樂部主要成員有四個人：肯、凱文•卡特、格雷格（Greg Marinovich）以及吉奧•席爾瓦（João Silva），同時還有一些跟隨他們一起拍攝的戰地攝影師，比如上文提到的詹姆斯•納切威，以及加里•伯納德（Gary Bernard）等。俱樂部成員的攝影作品主要供南非當地報紙《星報》使用，很多攝影作品也會被高價賣給路透社等世界知名通訊社，成員格雷格一張反應南非種族暴力的照片獲得了1991年的普利茲攝影獎，凱文•卡特依靠那隻虎視眈眈的禿鷲和蜷縮在地上的小女孩獲得了1994年的普利茲獎。凱文獲獎後不久，4月18日，在團體中發揮領袖作用的肯遇襲身亡，時年31歲。7月27日，凱文在自己的車中自殺，時年33歲。
對於凱文卡特的死，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臆測，對於凱文卡特其人，也存在著很大的誤解。
凱文卡特出生於中產家庭，父母均是贊成種族隔離的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早年的從軍經歷也讓他目睹了過多的種族迫害，這都讓反對種族隔離的凱文飽受內心折磨。凱文•卡特骨子裡的自由主義也讓他的生活一團糟，嗜酒，吸毒，易怒。在一次藏毒被抓後，凱文被《星報》解僱，後來潦倒窘迫的凱文被迫去蘇丹「試試運氣」，和凱文同去的還有吉奧•席爾瓦，吉奧也拍下了禿鷲和小女孩的照片，只不過他沒有獲獎。在凱文獲獎後，新聞媒體片面的帶有傾向性的報到為凱文帶來了諸多莫須有的責難，在凱文死後這種責難也沒有停止，更有變本加厲者認為凱文卡特就是死於愧疚。肯去世以後，凱文非常傷心，同時由於無規律的生活，凱文與教師女友也分手了，凱文還獨自撫養著一個私生女，加上當時凱文所簽約圖片社裡存在的官僚作風以及他遺失的一捲有關莫三比克的膠捲，潦倒苦悶鬱鬱寡歡的凱文最終選擇了自殺。
在凱文的遺書中，不只是那句著名的被廣泛斷章取義的「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快樂的程度。」還包括了「絕望……沒有電話……沒有付房租的錢……沒有供養孩子的錢……沒有還債的錢…錢！！！我被鮮明的殺人、屍體、憤怒、痛苦、飢餓、受傷的孩子、快樂的瘋子的記憶糾纏不休, 總是警察、總是屠夫……」然後是:「 如果運氣好, 我去找肯了。」
根據與凱文同去蘇丹的吉奧•席爾瓦的描述，他和凱文是隨同聯合國分發糧食的直升機著陸蘇丹的，當時他們有三十分鐘時間進行拍攝，他們拍攝了很多飢餓兒童的照片，那個著名的《飢餓的蘇丹》中的小女孩只是其中之一，小女孩的媽媽就在不遠處領取救濟，只是暫時無法照顧小女孩，而就在這時，一隻禿鷲降落在小女孩身後。當時的普利茲獎評委約翰•卡普蘭也表示，照片有註釋：小女孩會得到救助。而且照片中小女孩的手上也配帶著圓環，表示她正受著人道保護。但是以上這些細節問題全部被媒體有意無意的忽略掉。民眾、學者在媒體傾向性報導的引導下，展開了對戰地攝影師們的幼稚的道德倫理攻擊，認為戰地攝影師們把成就建立在了人的痛苦之上。這種片面性的膚淺的裹挾著所謂大愛，所謂人道主義的捧殺是最最可怕的，因為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根本不了解什麼是和平。
在當時南非的新聞攝影界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白人法則，在種族隔離制度末期的南非，鬥爭最激烈的是當權政府煽動的祖魯族戰士同曼德拉所領導的非洲國民大會黨的鬥爭，兩個種族一直在打打殺殺，而這種族之間的暴力與殺戮，只能通過南非的一些白人攝影師拍攝記錄下來，傳達給世界，告訴世界這裡正經歷著怎樣的災難。之所以是白人，因為殺戮的兩個種族都是黑人，白人攝影師的先天優勢就是，他們可以保持中立，不支持任何一方，這樣他們可以同時深入到兩個陣營鬥爭衝突中，如果你失去中立，後果不堪設想。格雷格是槍聲俱樂部里最勇猛的攝影師，既拍到過祖魯族對非洲國民大會黨的殺戮，也拍到過祖魯族人遭到的殺戮，他根本沒辦法去搭救那些在他鏡頭下被殺戮的個體，如果他強行出手，不但於事無補，自己也會因為失去中立立場而遭遇不測，而明天、後天，這些種族間的殺戮依然還會繼續。當人們安逸的生棲在和平環境裡，是不是也應該學會設身處地？
戰地攝影師最大的痛苦在於，他們親歷著人類最醜惡最野蠻的行徑卻無能為力。而我們更多的人，都像電影裡格雷格的女友一樣，直到自己親手舉起蠟燭照亮那具被摧殘過的死屍時才痛徹心扉，才發覺這些攝影師們，每天都經歷著這種痛徹心扉。
在電影裡角色最輕的吉奧席爾瓦2000年簽約《紐約時報》，足跡遍佈盧安達、克羅埃西亞、以色列、巴基斯坦、索馬利亞、蘇丹、伊拉克、阿富汗。2010年10月23日，在阿富汗踩到地雷，受傷嚴重，炸掉了雙腳。
電影裡的主角格雷格之後工作中又有過三次中槍，現在已經不再從事戰地攝影工作。
我突然又想起了在利比亞去世的紀錄片《雷斯特雷波》導演蒂姆•海瑟林頓。
還有很多很多默默奉獻的戰地攝影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