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的困惑——討不來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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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此文是跨學科課堂的作業，結合費孝通《鄉土中國》的分析，不是純粹的電影評論。
  
     《秋菊打官司》是張藝謀的於1992年在大陸上映的一部影片，該片女主角秋菊因為丈夫萬慶來被村長踢到了下身，而村長又拒不認錯，於是走上了慢慢的「討說法」之路。秋菊反覆說的一句話：「俺不是圖個錢，俺就是要個說法」給觀眾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秋菊最後勝訴，村長被法院的車帶走，而秋菊不顧產後身體的虛弱一路追上去。為什麼勝訴的秋菊卻要不回來她的說法？她究竟有沒有說法？這是接下來我要回答的問題。

    秋菊一家與村長的矛盾起因於秋菊的丈夫違反政策在承包地裡建「辣子樓」，受到了村長的阻攔。強硬的村長不給秋菊一家看上級的相關文件，導致萬慶來辱罵他「下輩子斷子絕孫，抱一窩母雞」。村長打了萬慶來，矛盾由此而生。從現代人的視角去看，一句話不應該成為打架的理由，一句話而已，大不了罵回去。但在重男輕女觀念深重的鄉村，「斷子絕孫」是句很惡毒的羞辱，特別是對於已經生育了四個女孩，又逢著計劃生育政策，沒法再要個男孩的村長。所以，當李公安下鄉去調解時，村長說：「有心有肺地想想，為什麼挨這個打。」「有心有肺」正是他們矛盾的關鍵，在我們平常的生活用語中，「有心有肺」形容有心眼兒，能體諒別人心思的人。「有心有肺」無關乎道德，更與法律不相干。借用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的提出的一個範疇「禮俗」，正是「有心有肺」所符合的。禮俗涉及的是一地域的人們長期生活積累下的經驗和習慣，「有心有肺」就是說知道對方的習慣和心思，進而尊重並照顧對方的感受。在城市生活中，兩個人鬧矛盾，旁人勸的時候往往會說：「算了，誤會一場，不知者無過嘛。」城市生活中，人的流動性大，對周圍的人事陌生感要強，因為陌生而擦出矛盾，可以不追究。在農村，人與人都是知根知底的，明知故犯的錯誤往往被當成挑撥。村長因為一句辱罵而打萬慶來，正是在鄉土社會的人事關係下發生的。而秋菊因為一處輕傷而不放過村長，不也是這種人事關係決定的嗎？萬慶來的傷，重在肋骨，下身不過是些輕傷。而秋菊卻說：「你是村長，打兩下沒什麼，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秋菊所看重的，本質上和村長一樣，是生育的能力。這種能力在農村擁有絕對的權威，不進入任何法律但人人都會承認並維護。這就是禮俗的力量，侵犯禮俗所尊重的事情就是不對的，一定要道歉，一定要杜絕。所以秋菊不管付出多大代價，也要討個說法，也是在中國鄉土社會根深蒂固的禮俗之下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鄉土社會的禮俗框架之下，村長和秋菊的行為都是有情可原的又都是可以指責的。這也正是一種二律背反在鄉土社會生活中的體現。所以，李公安的調解，又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的，是「一種教育過程。……他的公式總是把那被調解的雙方罵一頓」一樣，指出每個人的不是，勸兩方各讓一步。但是，問題在這時出現了。秋菊所要的「說法」實際上就是讓村長賠禮道歉，從她所維護的生育尊嚴上看，她是合理的；但是中國鄉土社會的另一特徵，人與人關係的「差序格局」卻使她的願望成為一句空話。這種「差序格局」簡單來說，是以自己為中心，向外輻射出的人際關係網，這個網講究「人倫」，也即是講究人與人的差異和由此而來的禮數。電影中最明顯的反映是李公安對秋菊的勸阻上：「他（指村長）是個倔人，又是村長，好歹給些面子。」傳統的這種格局註定無法滿足秋菊要「說法」的願望，秋菊選擇了現代社會的法律來實現自己的根源於鄉土社會生育尊嚴的願望。

    這麼說也就預示了秋菊這種做法的荒謬，而事實也是如此——法律並沒有助成秋菊要「說法」的願望。在秋菊與村長的官司中，法律站在哪一邊，全得靠判決中誰賠錢而界定，而錢又是秋菊所不在意的。所以秋菊一級一級告上去，結果在她眼中全是一個樣，沒有一張判決書上要求村長給「說法」。得到「說法」的願望成為傳統禮俗約束和現代法律約束之間的一個空白，兩者在給「說法」上都失去了效力。在法律的範疇中，「說法」一詞根本無法落實到實在的價值利益的層面；而在禮俗的範疇中，逼著身份比自己高，年齡比自己長，況且又強硬倔強的人給「說法」似乎也是無稽之談。在禮俗的約束力向法律強制力移交權力的過程中，空當出現了，兩者間的距離正如秋菊從鄉下到城市的距離一樣漫長而曲折。

    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出問題，為什麼法律和禮俗在秋菊的訴求上都失去了效力？問題在於秋菊還是其他？我們切勿急著將秋菊定位為自我意識覺醒的農村新女性的代表，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她的立場，她所維護的東西，沒有超越傳統的價值體系。她之所以訴諸於現代的法律手段也是別人一點點引導她的。這種過程，正是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普遍的現象。現代化以不可抵擋的速度侵入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出現在人們面前的首先是作為一種手段，致富的手段，維權的手段抑或其他。人們首先利用各領域的現代的手段和方式來實現自己植根於傳統的想法和意願。秋菊所做的不過如此。當現代化的目的和人的目的一致時，人們就會信任這種手段；當不一致時，就會陷入困惑和迷茫。只有當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社會關係通通「現代化」之後，現代的手段和工具才能內化成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習慣，進而形成新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大膽地設想，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下，輔以相配的上層建築，產生秋菊困惑的二律背反（這裡指禮俗中的生育尊嚴和人倫之間的矛盾）也許就沒那麼容易出現了。

    《秋菊打官司》講述的正是一種深刻的鄉土性與現代化的維權手段法律之間的衝突。20世紀的中國社會到了90年代也正開始進入各方面的深刻的轉型期。《秋菊》上映於1992年，從時間上看，這是這種轉型在文化領域的先兆。即使在現在，我們必須承認轉型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空當」，這一塊應由誰來彌補，是挽留漸行漸遠的傳統，而是推進姍姍來遲的現代化？當國學成為時尚，成為管理學新發掘的思想寶庫之時，這個答案就不言而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