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類苦難痛徹心肺的憐憫

瑞典，這個人口僅900萬的斯堪的納維亞島國，自20世紀初電影業開創以來，在電影史上佔據了不可忽視的地位。儘管英格瑪·伯格曼佔據了瑞典電影甚至世界電影中最重要的位置之一，這也絲毫不妨害瑞典電影依然大師林立。Roy Andersson作為當代瑞典電影導演的代表之一，其作品高度繼承了歐洲文藝片以及北歐自然風格的傳統。

Andersson拍攝於21世紀初的作品《二樓傳來的歌聲》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作為情節極其鬆散的文藝片，該片講述了數個我們生活中小人物的悲劇命運。例如，為騙保單而誤燒了自己書店的書商；表演失誤而致人受傷的魔術師；辛苦工作卻遭解僱的老員工；無辜遭毆的外國移民等等。在荒誕的情節和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之間，Andersson所描繪的是一幅資本主義破敗的景像：城市的大堵車、人們精神的空虛、街頭的遊行、個人的封閉，儘管表現出了對劇中人物的憐憫和同情，影片中人物對世事掌控的無力感，依舊讓我們感到了人類作為整體普遍存在的困境。

瑞典電影自Mauritz Stiller 和Victor Sjostrom 以降再到英格瑪·伯格曼，從未停止過思考如何安撫處於困境中的人類靈魂，而《二樓傳來的歌聲》更是將這一主題赤裸裸的推到了我們的面前。影片中Andersson反覆引用了詩人Cesar Vallejo 的詩句「安坐者是可愛的。」而影片中的人物卻是沒有一個甘於安坐的，忙碌於「為自己的銀行帳戶末尾增加一個零」。於是，我們，我們人類，是可愛的，卻又是令人作嘔的。

《二樓傳來的歌聲》一片一如Andersson的其他影片，大量運用了長鏡頭拍攝，在使影片愈加沉重的同時，給人以現實的恐懼。十年前的這部作品，在金融危機的當下，卻顯示出了更貼切的意義和內涵。

在娛樂化時代的今天，我們很難賦予電影更多反思我們現狀的使命，他更多成為一種宣洩表達的工具。而類型片的大行其道使得我們已經習慣了所謂的敘事節奏，文藝片的鬆散正是在現實的基礎上構成了對我們審美的反叛。於是，我們在自我的救贖中沉淪。這，構成了人類命運的整體性悲劇。羅素曾經說，有三種簡單而強烈的情感主宰著我的一生：對真愛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痛徹心扉的憐憫。

所以，構成人類的每一個個體我們都是整體的不完整部份，我們不成熟，我們片面理性，我們追求完美卻不斷失敗，但總有一種力量會寬恕我們，會引導我們，會給予我們需要的憐憫，它來自愛，它來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