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驚爆內幕》主人公，普利茲獎得主，《六十分》欄目前製片人洛維爾.伯格曼

——對話《驚爆內幕》主人公，普利茲獎得主，《六十分》欄目前製片人洛維爾.伯格曼

郭宇寬

我很多次向同行推薦這部我認為作為記者不得不看的影片，尤其是其中那個令人難忘的製片人形象。影片中的洛維爾穿著皮夾克，頭髮蓬亂，走路常常微低著頭，盯著你看的時候，目光好像要把你射穿。他像一塊石頭一樣固執和堅強，當遭受極大的壓力，不得不告訴傑弗里「遇到點麻煩，片子可能播不出來時。」他也沒有放棄努力。

當生活中真實的洛維爾站在來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記者面前時，他簡直受到了搖滾名星般的擁簇和歡呼。在他精彩的演講結束後，主辦者甚至不得不為他擋住圍上來的各國記者，以避免洛維爾難於招架而過於疲勞，一個加拿大記者對我說，洛維爾是這個職業的驕傲。離開了《60分》的Lowell Bergman 現在伯克利大學新聞學院當教授，陪同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妻子Sharon Tiller，她是PBS著名新聞調查欄目《前線》（《frontline》）擔任資深製片人。

也許我的自我介紹打動了他，晚上在一家位於Norfolk street的酒吧，他接受了我的獨家採訪，這家酒吧在英國小有名氣，是新聞記者的聚會交流之所，酒吧的名稱恰好也叫做「front line」，擁有酒吧的幾位合夥人都是記者，酒吧的牆上陳列品，全是一些著名記者的遺物，比如一本被子彈擊穿的採訪本，犧牲前的最後一張照片。兩杯馬蒂尼酒下肚，我們的談話在一種輕鬆坦誠的氛圍下進行。Sharon Tiller女士一直饒有興趣的傾聽我們的交談，並不時發表意見，她是一位非常和藹可親的女性，對中國新聞界的好奇心，甚至超過我對伯格曼的好奇心。

我所作的一切是為了公共利益

郭：老實說我是通過盜版碟，才看了《驚爆內幕》這部影片，我真覺得這是一部應該在中國公映的影片，這部片子能給很多人帶來鼓舞。

伯：其實這部片子在美國也很低調，而且能出來很不容易，這是一部少有的迪斯尼公司(Disney) 發行的不作大規模宣傳的影片，不過還是有很多人看到了。那部片子播出後很多人以為我像艾爾帕西諾（Al Pacino）一樣帥，見到我都會失望（笑）。

郭：我印象很深刻片子裡的羅素克羅（Russell Crowe）扮演的傑弗里，面對坐牢的危險在大海邊苦苦思索，猛然轉過身，對你說「去他媽的，讓我去作證。」真實的故事是這樣嗎？

伯：是的，傑弗里為此承擔了很多，我們對抗的是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最初是我說服他站出來公開接受專訪說出真相，而不是作為匿名證人，因為這樣對公眾有更強的說服力，可當他真正站出來的時候，我們遭遇到的壓力是包括我在內最初都沒有想到的，我們都會說要勇於為捍衛正義而承擔責任的道理，而當這個責任真正落到自己肩頭時，作出無愧的選擇是需要勇氣的。

郭：你受到了傑弗里一樣的壓力嗎？

伯：我的壓力和他不一樣，不可能有人來粗魯的威脅我，因為他知道我是記者，如果這樣的話，我會記錄下來然後公諸於眾。來找我的一般是穿著高級西裝的律師，措辭一定無懈可擊，非常得體，但微妙的給你傳遞一種壓力。我的老闆也不會跟我說：因為我們怕吃官司所以要剪你的片子。因為他們知道我絕不會接受這種理由，他們會用堂皇的說辭來勸你，但我不是白痴，他們不管說什麼背後的意思都是「忘了這件事吧!」

郭：我特別好奇的是，你們所對抗的不是一個兩個壞人，而需要違背保密條款，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違背了當時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你完全可以給自己找一個體面的臺階下，沒有人會指責你，因為可以說你已經盡力了。

伯：如果我不堅持到底，我不能說我已經盡了力，我更不能容忍因為自己的怯懦而讓傑弗里已經付出的犧牲付諸東流。除了這種情感因素以外，是我們職業的底線，那就是我們的報導不管觸犯了誰，採用了什麼手段，甚至處在法律的模糊地帶，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問自己的內心的，當你被起訴，面對法官和陪審團的時候，你有沒有勇氣盯著他們的眼睛說：我所作的一切是為了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在體制中保持你個人獨立的判斷

郭：在你成為著名的《60分》欄目製片人之前，你的職業經歷如何？

伯：在進入商業廣播公司之前，我在PBS工作。PBS是公共電視台，我們是由政府專項資金支持的，所以我們不允許播放廣告或者接受贊助。聽說在中國的電視台，一方面以國家台的形象出現，一方面還可以為公司做廣告，這和我們很不一樣。

郭：對於公共電視台，美國政府有多大的控制力？它能決定你們報導什麼？

伯：要明白我們事由納稅人養的，而不是政府養的，它沒有權力決定我們報到什麼。假如我堅持，沒有人能阻止我，政府更不可能對我們施加壓力，當然我要為我的選擇承擔責任，比如我們報導巴以衝突，往往會讓猶太人社團感到不愉快，他們就會通過參議員提出質詢, 或者發起訴訟。

郭：那如果你做一些讓美國政府難堪的事情，會不會因為違背國家利益而遭受指責呢？

伯：如果你做的符合職業標準基本上不會，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裡讓人民知道他們應該知道的真相是最高的國家利益，我在PBS做的主要乾的就是批評政府，和一些大企業。說到這裡我有一段難忘的經歷，是89年我曾經到廣東調查一個案子，這個案子是美國企業由於國內的嚴格立法轉向在中國傾倒垃圾。為了得到第一手的情況，我在一個台灣商人的配合下，裝扮成一個欲來投資的美國商人，我的攝影師幾乎完全是大搖大擺的用攝影機拍下了我想要的一切。而且那一次行程我受到了當地政府非常熱情的款待。我作為一個美國記者，那次報導的主要指向就是批評美國企業和美國法律的漏洞，美國商業文化的唯利是圖和自私，順帶也對中國一些只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不顧長遠環境保護的政府官員表達了委婉的批評。我相信即使在體制內也要保持你個人獨立的判斷，這非常重要。

郭：作為享有很大話語權的製片人，如何避免個人的偏見對判斷的影響？

伯：當然實際上一個人作判斷不可能沒有偏見，但有很多的媒體可以構成話語上的平衡，但理論上講作為公共電視台的記者，我們的底線是絕不能帶有黨派偏見，也就是站在一個黨派立場作出判斷。

職業理想和策略的平衡

郭：後來你到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後，像你這樣的性格是不是受到的束縛更多一些，比如和老闆政治立場不同的時候？

伯：我的政治觀念總是和老闆不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上學時我就參加了反越戰的示威，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都有比較強烈的質疑精神，但關鍵是能否堅持下來。有時候你的新聞理念和上級甚至整個理性的制度系統之間的衝突會讓你非常沮喪，你需要做出選擇是去影響他們，還是被他們控制？而老闆會考慮什麼是他需要的人，一個能為他賺錢的人，首先是一個能幹的記者而不是一個聽話的庸人。

郭：在商業媒體工作時你有什麼不適應的地方嗎？

伯：其實商業媒體的記者大多數都有很強的職業理想，並不是生意人，但老闆們往往首先考慮的是商業利益，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報導變得非常「性感」（sexy）來迎合觀眾的口味，這讓我感到厭惡，但為了你的理想你要把握某種平衡。

郭：你有處理這些問題的技巧麼，比如在我的經驗中有時讓一個尖銳的報導得以發表需要做很藝術的處理。

伯：我也有這樣的技巧，我在CBS工作時，商業台的老闆有老闆的思維，在商業電視台里老闆最喜歡的就是犯罪故事，這能吸引很多眼球，可是他們不願意過多得罪企業界的巨擘，尤其是那些大宗廣告客戶，如果我總是揭露那些自私的大企業，老闆會非常緊張，怕有一天會失去所有的衣食父母，他會告訴我「嘿，你整天盯著那些有錢人幹什嗎？為什麼不去報導一些犯罪現象？比如兇殺和黑社會。」所以我常常把一個揭露企業內幕的報導包裝得像一個犯罪故事。我會告訴老闆「最近經常有一些工人失去手和腳，他們還受到威脅如果說出去就的不到賠償。你想知道幕後黑手嗎？」於是老闆說「喔，這個故事太棒了！」於是我幹成了我想幹的事情。

我們不是大人物，但我們可以使自己的職業值得尊敬

郭：作為一個最有影響力的新聞欄目的製片人，你打交道的都是這個社會最有影響的人，和他們平等對話，而在公司里卻不得不服從老闆，如何把握心態的平衡？

伯：記者不要因為自己見的都是大人物就把自己也當成大人物，這是荒唐的。有一次經歷我很難忘，那是我遇到紐約市長朱麗安尼，你知道他比我個子高得多，完全是俯視我的姿態，大概我的什麼報導讓他覺得很不爽，他對我說「你以為你很了不起嗎？」他要和我談一談，於是把我帶進一家豪華的餐廳，在我們聊天的不長時間裡，大概有二三十個人走過來向他問好，根本沒有人理我，你知道嗎？這些都是紐約最有權勢的人！

但我們這些記者又能在這些最有權勢的人包括老闆面前挺起腰杆，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我們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公眾的知情權。

郭:能否理解為這種職業的崇高感使你願意為此付出？

伯：可以這麼說，有時候職業需要我冒險，但我從不魯莽，也許愛誇張自己的職業危險是記者的職業習慣（笑）。有一次布羅考帶著頭盔穿著防彈背心，告訴大家他在戰地現場，其實他所處的位置，比站在紐約街頭還要安全。並且我認為記者需要冒險的時候，一定要對價值有所權衡。

郭：在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什麼連你也不敢碰的題材？

伯：有，比如說宗教極端主義的題材，很多人都認為這很有意義，但我個人是不想碰的，因為即使是黑社會，他也有他行事的邏輯，你知道他的底線在哪裡，可關於宗教極端勢力，常常是不講邏輯，甚至沒有理性的。

郭：那麼你和傑弗里所作的一切，後來所付出的代價也超出了你的預料，今天看來值得嗎？

伯：很難說值得不值得，但確實很遺憾，我失去了一份25萬美元年薪的工作，而且福利很豐厚，當製片人還可以省很多頓飯（笑），受人尊敬。最重要的還不是收入，真正讓一個有抱負的人動心的是他所能達到的影響力，在《60分》你所傳播的資訊可以達到美國最廣大的觀眾，他們信任你，相信你能忠誠的擔負起責任，需要你提供的哪怕一點點資訊，這也是支撐你在面對如此大的壓力和時常的挫折感而能夠堅持下來的原因。這是一份可以幹一輩子的工作。

郭：相對於如此有影響力的職位而言，這個收入聽上去不是非常高，據說一些節目主持人，比如麥克華萊士可以賺成百上千萬。

伯：這就是一個記者和電視明星的區別,我是一個記者不是電視明星。在學校里我總是告訴學生們，任何社會裡一個好記者都不要想和那些生意人或者明星攀比收入，如果一個記者永遠不做政府和企業的代言人，那麼記者永遠不會是一份讓你發大財的工作，不過只要你願意你可以讓它成為一份值得尊敬的工作。

郭：如果從一開始就知道結局，你還會作出當時那樣的選擇嗎？

伯：(他盯著我的眼睛說)會的，我沒有別的選擇，那是一個記者必須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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