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壕之上

史匹柏的《戰馬》如果放在二十年前，也許是讓人聲淚俱下的勵志大片，但是置於今時今日，就太老舊太套路化了。尤其結尾處夕陽西下的人物剪影，真的不是《亂世佳人》時代的專用手法嗎？

不過即便手法陳舊，其中仍不乏可圈可點之處，比如在敵我戰壕之間的無人區救馬一節，著實令人感佩。英國士兵打著白旗踏入對陣區域，冒死解救被鐵蒺藜纏住的戰馬，德國士兵則友好地出現在一旁，遞上工具不說，還熟練地指點從何處下手更為安全。為了爭奪馬的歸屬，氣氛一度緊張，槍被匆忙推上膛，好在其中一人急中生智，以猜硬幣來做決定——其實，有不少讓士兵們浴血拼殺的戰爭，本是可以通過元首們猜硬幣而避免的。

救馬過程中，兩人閒聊起彼此戰壕里情況如何，哪邊老鼠更多，還互相報上了名字。此時再說戰場上見就很難了——如果要不由分說地仇恨一個人，千萬不要讓他的姓名、面貌、生活呈現在你眼前。面對一個具體的生命，你很難不產生同情、同理之心。遲疑之後他們互道保重，匆匆別過，也許以後再也不會見面，甚至死在對方的火力里，但這蕭殺戰場上難得的一刻，尤其讓人感到敬重與溫暖。

戰爭也許會剝奪一切，但不意味著這一切就此不復存在。當戰爭結束，乃至就在戰事進程中，仍有不被敵我關係所籠罩的部份存留下來，熱情、愛心、善意、友情……而一匹馬的生命，絕不輕於一個士兵；一個士兵的願望，也不次要於一個將軍的願望。眾生皆應被平等對待，並不因戰爭或其他什麼就可剝奪。

當然，你可以說這只是電影，真實戰場上恐怕不會出現如此為救馬而不惜生命的插曲。但退一步說，僅憑這樣的橋段出現在電影中而觀眾們不感到矯情或突兀，已是這種生命價值得到普遍承認的體現。

想起前兩日看到另一場戰壕戲，恰可拿來輔證。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哭泣的草原》里，有這樣一個情節：二戰爆發，自小親密無間的雙胞胎兄弟都去三軍，一個加入政府軍，一個加入游擊隊，在漫無天日的戰事中對陣、消耗。某日弟弟雙手高舉，爬出戰壕，大喊哥哥的名字。一段沉寂之後，哥哥現身：你怎麼來了？弟弟說：媽媽死了。哥哥一愣，扔下機槍，與弟弟抱頭大哭。不久兩人重新裝備好，各回各的營地，直到雙雙戰死，終未再見。

安哲羅普洛斯的鏡頭冷靜克制，卻是對戰爭的極大控訴。戰爭撕裂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正常情感，令多少美好的東西扭曲破碎。這看上去與史匹柏的面向頗為不同：一則以沉重，一則以溫暖；一個講戰爭摧毀一切的殘酷，一個心懷戰爭之外還有人性存在的樂觀；一個是歐洲人對生命與終極價值的追問，一個是美國人應對世事的積極態度。然而即便如此，二者終歸有共同之處，即都承認存在一種高於敵我對立的普世價值的存在。這種價值不會被戰爭、仇恨、愛國心或國家意識形態所取代，它萌生於任何專斷遺留的罅隙之中。

反觀國內的戰爭戲，個中形象之臉譜化、情感之單一化，無法不令人生厭。審查制度固然是人人都可舉起藉以面對指責的盾牌，但除此之外，還有「政治正確」的「受害者」心理作祟。儘管多年前便聲稱遠離了區分「你們」和「我們」的階級論，創作者和觀眾（自然更包括審查者）還是難以逾越這種自居正義方或受害者的道德優越感。彷彿一切艱難困苦都成了榮光與資本，以致於不能正視自己任何一丁點錯誤，也看不得對方任何一點不那麼可惡之處。這種情緒無處不在，且不必說文藝領域的表現始終讓人失望，單看近來「否認南京大屠殺罪」的提案就知道了。若不能坦誠面對自己的不足，不能清晰地自我認知、正視歷史，那麼即便戰爭已遠去，也難有超越戰壕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