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與慈悲

如果說黃碧雲是「暴烈與溫柔」的話，那麼許鞍華則是「堅定與慈悲」。
黃碧雲的小說里出現的多是一些畸零人，作品風格晦暗如墨，有時卻又明亮如刀。而許鞍華的電影則總是將鏡頭對向一些平常街巷中的人物，作品風格濃入淡出。同為香港的女性藝術家，同樣有著左翼的傾向，而作品之差異也如此。
然而在兩人作品背後還是有著一個共通的影子，那就是張愛玲。
黃碧雲的作品之得張愛玲的傳承已是常見，而許鞍華之受張愛玲的影響，從其幾度翻拍張愛玲的小說，甚至一度將《金鎖記》搬上舞台，可得明證。
然而弔詭的地方正在於，張愛玲在兩人的創作上卻投下了不同的影子。
另一重弔詭在於，張愛玲與左翼思想始終格格不入，甚至於一度在創作中詆毀社會主義的實踐。而黃碧雲與許鞍華則對於左翼的思想始終抱有同情。
然而張愛玲對於黃碧雲和許鞍華的啟發毋寧在於在時代的劇變中對個體的同情。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中有名的句子：「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這裡面既有著全然的對於時代的迷茫，又保有一份對於現世卑微生活的堅定。以此來看許鞍華的《千言萬語》，也正是對於這一個句子的某種詮釋。十數年政治風雲的變幻，各色人等不同的選擇，最後仍然要還原為人生平淡真實的底色。
不過在看待這一切時，張愛玲總是給人冷眼旁觀的感覺，有著道家的「天地不仁」的感慨。而許鞍華卻是儒家式的同情，甚而至於佛家的慈悲。同時在她的鏡頭裡，又總是給與所有人物最深的尊嚴。慈悲是因為人的種種遭際的無奈，而尊嚴則來自於人的可能的堅定。從這一點來說，許鞍華既是在探測人性的底線，又是在尋找人性的高度。
在《千言萬語》中，這一可能的高度集中體現於甘神父這樣一個人物身上。這一角色並非虛構，而有著現實的原型：甘浩望神父。曾經看到一部關於甘浩望的紀錄片，兩者的重合度相當高。而黃秋生一方面以其精湛的演技，另一方面緣於其同樣有著毛派的思想傾向，將這一角色塑造得真摯動人。在絕食一場戲裡，甘神父對紹東說：「有沒有用明天是看不到的，有些東西，我想到我死的那天也看不到。」這時刻，他的肉身雖脆弱如斯，而意志卻堅如磐石。這一種抗爭是全然不計後果，拋開了一切理性的算計與考量。
而另外一種抗爭則以邱明寬為代表。從社工到區議員，他的抗爭策略在變化，最初憑藉一腔熱血，漸漸學會計較考量，最初身影頻頻出沒於水上人家，漸漸忙於在辦公室裡接聽電話和接待來訪者。出現在他口中的一個關鍵詞語是「策略」。這種策略也就是政治。如果說對於甘神父而言，重要的是當下的作為和立場的話，對於邱明寬而言，重要的卻是來自明天的蠱惑。在影片中，邱明寬最終崩潰於某個明天來臨之前。
影片中，另外以街頭劇的形式敘述了香港七十年代社會運動家吳仲賢的故事，這一條線索游離於主線，以致於有些評論者認為過於枝蔓。但正是這一條線索的引入賦予了影片史詩般的氣質，也彰顯了許鞍華的野心與格局。可以說，許鞍華在這部影片中，絕不僅僅只是為幾個人物立傳，而是試圖釐清並思考香港社會數十年來的變遷，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探尋前行的道路與可能。雖然並不成功，但其立意之高卻遠遠超越了香港其他導演。同時，吳仲賢的生涯也揭示了另外一種可能：不同於甘神父的宗教式的個人救贖，也不同於邱明寬的從體制內的變革，而是從現有的政治建制外去進行改變。如果說對於甘神父許鞍華是以尊崇和讚美的態度給於描寫，對於邱明寬是抱有同情式的批評，那麼對於吳仲賢，則是深沉的疑惑與思索。
當然，影片中著墨最多的仍然是許鞍華電影中一貫的底層人物：蘇鳳和紹東。在影片中，許鞍華展現出特有的底層的美學風格，而蘇鳳與紹東那些支離破碎的記憶的片段，連帶著鄧麗君的《千言萬語》，卻構成了影片最動人的抒情段落。如果說在所有政治抗爭中，所遭遇的是一連串的挫敗與無助，那麼正是在這些場景中，我們將重新建立起雖然微渺、卻並非虛妄的信心。
有時候，堅定，卻正是因為慈悲。

20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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