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覺，藝謀惘然

《金陵十三釵》里發生了什麼

《金陵十三釵》自朦朧開始，一群女孩子在逃命，然後是一夥士兵，一輛載滿成年女子的馬車很快與女孩子們擦肩而過，最後是一個洋人。「那天好像所有人都在跑，好像永遠也跑不出那場大霧」——儘管讓年輕人回憶往事顯得非常怪異，書娟的獨白仍舊迅速營造出緊張情緒。這些本來互不相關的人很快會產生交集，凝聚他們的是戰爭、巧合，以及正在發生的屠殺。直到所有人齊聚天主教堂，核心故事才真正開始，涉及生與死、拯救與犧牲等非常普遍和基本的人類困境。令人困惑的是，戰火紛飛的南京城彷彿隨霧氣一併消散，能提示時空背景的，只剩下方言和不時出現的日本軍人。
　　
後面的劇情主要發生在孤伶伶的教堂里，那兒一度是世外桃源，最後終於被侵略者破壞。最重要的是一次抉擇——犧牲誰和拯救誰，選項分別是一群被稱做「秦淮河女人」的妓女和一群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兩方人數大體相埒。在影院裡，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不是女人們慷慨赴死，而是觀眾們發出的令人惱怒的響亮笑聲。能解釋這陣鬨笑的，只有糾纏不清的錯亂。
　　
義大利符號學家艾柯曾談過「模範讀者」的概念，用在討論電影時，可以相應修改為「模範觀眾」。能夠笑點捧腹、淚點號啕的模範觀眾，乃是模範導演的知己。胡亂笑場的觀眾，便不屬於這種理想型，他們大約可歸為鐵石心腸的經驗觀眾。經驗觀眾應當去尋找模範導演，找到後者，發現他、理解他，作品才會圓滿，而他也將成為「羽翼豐滿」的模範觀眾。日趨隔膜和封閉的雙方，顯然無法共同完成這個遊戲。觀眾的經驗世界受肥皂劇影響，人物命運必須一目瞭然。既然沒法完全放棄自己的藝術理念和對國際聲譽的渴望，導演便無法徹底去講一個能為觀眾接受的故事。
　　
片方的營銷手段之一，是讓緋聞事先張揚，好像滿足於先把觀眾騙進影院再說。不得不說，把情色當賣點非常愚蠢。這可能是對觀眾趣味的「合理」判斷，然而，所謂「情色愛國主義」很快就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抱著類似期盼的觀眾，把每個細節都當做情慾的展演，選擇性地將蛛絲馬跡串聯成「妓女拯救處女」。似乎嚴肅的女權主義批評，事實上大多並不公允，也許是文化研究氾濫的結果。無論如何，片方對種種過度闡釋負有極大責任。雖然張藝謀慣於在電影中注入強烈的男權意識，並喜好宏大敘事，但是，嚴歌苓和劉恆兩位編劇努力平衡了性別與等級的差異。他們試圖為最終殉難編結合理的故事線索，並將妓女們的殉難歸結為情急之下的個人選擇，而非愛國主義，她們也不是什麼貞操觀念的受害者。編劇們幾乎做到了。
　　
依時間順序，在仍相當隔閡的情況下，角色們不停地展開符合常理的救助，在互動和虧欠中接近諒解：女孩們為妓女引開了日軍，妓女照顧受傷的男孩令女孩們感動，女學生書娟救了一位妓女的命。在日軍誘騙女孩們參加「慶功」時，被當做典型著力塑造的妓女玉墨，首先自行提出要頂替一個女孩子去赴難。勸解欲自殺的女孩後，妓女們還有一場內部討論，代人殉難的主張才成為共識，但相當不穩定。妓女們做出艱難的決定，因素包括報恩，情急時的保證，對「商女不知亡國恨」刻板印象的不滿，以及希望女孩子們將來能過上「正常」的生活——「這種事情你叫人家小女孩怎麼對付？就算她們活著回來了，還活得成嗎？」……細節多少顯得空洞，卻並不足以弄糟全片。女人們知道自己的辛苦，從經驗中就能了解摧殘帶來的不堪，她們不願別人走回老路，其實是可以理解的。這種輪迴，與其說是張藝謀的陳腐，不如說是社會的殘酷。
　　
如前所述，影片不停地為最終抉擇做鋪墊，試圖令每次轉折都符合情景與人性。可惜，由於缺乏明確目標，人物的選擇與行為往往略顯刻意，戲劇性淹沒了常識，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即便如此，同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金陵十三釵》要好過2009年的《南京！南京！》。那部影片中，在相似情況下，身為女性的姜老師竟動員其他女子伺候日軍，以拯救更多難民。為了讓「聖女」死得其所，男性編劇臆想出的女性互戕更匪夷所思。
　　
中國電影的進步，如同討論經濟發展時用到的「滴漏效應」——技術與組織上的巨大進步，反映到最終成品上，已少得不成比例。模仿公認的成功者，見賢思齊，乃是成功的必經階段。國際化製作團隊、頂級明星自然是重要部份，但是對於精神上的理解更為關鍵。《金陵十三釵》前半段的巷戰，激烈與寫實都很容易讓人想到《拯救大兵瑞恩》。影片對巷戰的呈現相當專業，只可惜與其後劇情聯繫得不甚緊密，精良的戰爭場面淪為冗餘的奇觀。既然放棄了對民族苦難的傳統訴說形式，此間著力營造的悲壯，就沒法輕車熟路地通過慣有方式詮釋。不得要領的拼貼之後，《金陵十三釵》表現的人道主義災難只能算語焉不詳。

張藝謀的「大片」時代

《金陵十三釵》是張藝謀執導的首部戰爭片。2002年，武俠片《英雄》上映，是張藝謀「大片時代 」的開端。相對於漏洞百出的《十面埋伏》和空洞的《英雄》，《金陵十三釵》要嚴謹和豐富許多。但是，此種進步未能避免眾聲喧譁。以時代區間論，有兩種對《金陵十三釵》的極端評價——一種說它是張藝謀十年來最好的一部影片，另一種說法則稱是最差的一部。相對於輿論光譜中玩世不恭的嘲諷和罔顧實情的吹捧，這兩種定論反倒顯得更為客觀。

平心而論，張藝謀的藝術沒有發生明顯的衰退，相反，他仍在試圖通過新的類型片實現自我超越。這部影片自然有諸多問題，就像一張有許多錯漏的試卷，恰巧得到六十分，沒什麼成績，卻正好及格。在製作特輯中，可以看到張藝謀的劇組動員——「整頓紀律是第一步，要不然我們會給中國人丟臉」。他的搭檔、製片人張偉平則在開機儀式上說：「我們一定能夠拍出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中國電影。」這兩句言辭在不經意間顯露出對宏大敘事的迷戀。這種迷戀，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登峰造極，以致於張藝謀被網民戲稱為「國師」。藝術被賦予這麼深刻的含義時，就離被壓垮不遠了。
　　
有趣的是，「師」的經歷當真與「國」具有同構性。獲得兩億多人民幣本土票房的《英雄》大致開啟中國電影的產業化之路，如「大國崛起」的GDP評價標準，票房數目很快成了影片質量的主要評價指標。不論口碑，拿下巨額票房就算成功。雖然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始終是誘惑，但是，民族主義話語進一步滲入「惟票房論」——票房的增長和引進「大片」票房份額的降低，都被認為是中國電影的勝利。在職業精神、組織架構和技術方面，張藝謀的團隊已經具有相當高的水平。雖然難以量化與最高水平的差距，但其至少在形式上複製了好萊塢電影工業。眼下，這種進步更容易帶來一種困境，你眼前極可能是一部「誠意之作」，任何批評都彷彿殘忍地否定了主創人員的辛勤勞動。此等態度，道德綁架有之，委屈和悲哀亦有之。好萊塢往往被簡單化為金錢與技術，而電光幻影為人間持續不斷帶來的夢想，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工業是好萊塢的立身之本，但其核心乃是造夢，用夢想給人心的柔軟之處以撫慰。讓工業製造品顯得渾然天成，是充滿創造力的寬鬆氛圍帶來的福利。這可以簡單地解釋，一個技術和組織水平都達到了相當高水平的團隊，產生出的結果如此令人失望。歸根結底，大而無當的結果往往是丟掉靈魂，金錢既買不來創造力，也買不來真正的夢想。
　　
今年，《金陵十三釵》的「申奧」工程再次鎩羽而歸。獲獎的伊朗電影《一次別離》，講的是伊朗中產階級的生活及「階級鬥爭」，格局不大，30萬美元投資，不過《金陵十三釵》的零頭。中國電影大環境固然是問題，可是伊朗的電影審查實際更加嚴苛。這時，自由精神和對藝術的堅守顯示出了力量，所謂生命之輕，要的就是訴說本真。張藝謀可以奉獻《活著》《紅高粱》等經典之作，也能拍出《有話好好說》《千里走單騎》那種輕鬆小品，但是，也許因為無法擺脫文化土壤，他在電影裡添加了太多宏大追求，結果在與觀眾的互動中越發迷失。本土文化的斷裂，使張藝謀離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臥虎藏龍》的導演李安越來越遠。
　　
新觀念和熟稔的技術當然重要，但融合東西方文化的基礎，還是深厚的本土文化積澱。由此，位居十年首尾的《英雄》和《金陵十三釵》，不過是《臥虎藏龍》和《色·戒》的簡單模仿。
　　
大而無當是中國主流電影的通病，卻在不可言說間經由電影工業共同體汲取實際利益。比如，《金陵十三釵》的暴力場景，就很可能令觀眾感覺不適。對比一些始終無法過審的「小片」，這部影片受到的約束可謂相當之少，不說用分級制度規訓，影片開始前都不曾有些微提示。壓制、特權和主動迎合，合夥抽掉了中國「大片」的靈魂。聯想克里斯蒂安·貝爾的日常行止，他值得被稱為知行合一。影片中那個入殮師的軟弱、掙扎和人道主義精神，都真正地體現在這個演員身上。這種率真，在我們的工業共同體裡，早就成了奢侈品。

如何記錄災難

隨著中國社會的去意識形態化和地區政治格局變遷，南京大屠殺這場人道主義災難的意義變動不居，一開始是處於政治宣傳而操弄歷史，後來民族主義化闡釋和理性檢討更為突出。電影亦不例外。
　　
從1987年的《屠城血證》到近來的《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釵》，通過對日軍、西方人士、國軍和普通民眾等形象的塑造，中國電影更趨於以普遍人性的角度去審視災難，以取代善惡衝突的簡單面譜化。這個過程中，包含著不甚確切的進步。
　　
德國思想家阿多諾曾經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但是，用通俗文化記錄災難，可提醒更多人記住歷史，防止悲劇重演。如徐賁先生所言，「對於公眾，說災難故事，當然包括虛構的故事，是非常必要的。過份精緻的思想甚至能成為產生道德懷疑論、極端相對主義和犬儒主義的溫床。把『大屠殺』脫離專制、極權和暴力意識形態，抽象為永恆『人性之惡』，就會有這樣的危險。」 意義重負被釋放後，南京大屠殺更接近災難，而電影表現的可能也相應增加——《南京！南京！》側重戰爭造成人的毀滅，而《金陵十三釵》則傾向於發掘「捨生取義」的傳統價值。
　　
雖然呈現角度較為同質化，但是對南京大屠殺的言說限制相對較少，電影導演可以用自己更中意的方式來進行思考。貝爾曾經稱讚《金陵十三釵》，說「從片中任意截出二十分鐘，都是精美的廣告片」。在一部以災難為背景的影片裡，這種評價總有些尷尬。影片中，色彩、配樂、宗教符號太過飽滿，非常急於表達觀點，最終卻是不期的空洞。《金陵十三釵》當然不是探討暴力機制的科教片，但是，展現殘暴之後，還是應當在廢墟上留下思考的種子。影片結尾，女孩子們在米勒「神父」的幫助下逃離天主堂，雖然過份傳奇化，卻也算對希望的隱喻。另一方面，這也算完成了李教官的遺願——「別讓這些女學生落到日本人手裡，要不我的這些弟兄就白死了。」
　　
在種種不盡如人意之外，當然能找到希望所在。中國電影的進步大概是一定的，只是希望時間不要太長，像《鋼的琴》這種「小片」佳作越來越多才好。如果試作「階級分析」，走進影院的觀眾大多會認同城市中產階級的趣味。簡單說來，他們對災難或有粗淺的認識，習慣性地將事物平面化，多愁善感，對西洋電影有程度不一的認知。當然，觀眾是異質化的群體，內部存在相當大的品味分化。拍出符合中國中產階級趣味的電影，且不失「文以載道」的優良傳統，在希望與失望並存之際，著實是個大考驗。

載於《中國改革》2012年第四期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