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退而求其次，世風日下或許就是存在者的恆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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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個人挑柴火披斗笠歇在螢幕右角，幾個官兵一言不發走進螢幕左邊。架勢已經擺開，氣息片刻凝結，鏡頭卻突然搖到水面的殘荷，定格。再搖回來，官兵已倒了一地，兩人挑起柴擔，走開。

把《倭寇的蹤跡》開場的鏡頭翻譯成文字，便是活脫脫的古龍小說句式。就像經典的那句：從來沒有人知道，他的飛刀從哪裡發出，因為見過的人，都已經死了。

如果你此前讀過徐浩峰的小說，電影看到這裡時已經要會心偷笑——因為這個新晉電影導演、出版過若干武林實錄和武俠小說的作家，最開始練習寫作的方式，就是改寫、續寫古龍小說。沒想到改拍電影了，氣質依然。

再往下看，笑的人更多了，笑出聲來。「這電影沒有武術指導吧！」前座后座有人笑岔了氣。因為最重頭的幾場比試、過招，要嘛是一個隱在暗處全無武功的小女子「低手打高手」，不露面、一招鮮地橫掃一片，連「天下第一高手」都被一棍擊倒；要嘛就是兩個人不近身地周旋，跳躍、躲閃、繞圈，驚險只寫在圍觀者臉上，一旦出手，輸贏立現。沒有飛來飛去，沒有口噴鮮血，更別說特效炫技。完全顛覆被港式武俠餵養大的人們的視覺期待。

要等到出字幕，剛剛的吐槽者才會發現，導演、編劇、武術指導後面都寫著同一個名字：徐浩峰。

他是一個胖子，白，戴眼鏡，一雙笑眼，絕不像練武之人。但少年時卻真的習過內家拳，更重要的，他曾在一代形意拳大師李仲軒逝世前的最後兩年，伴其左右，整理出轟動一時的口述歷史《逝去的武林》，浸淫過真實的武林風範。在徐浩峰眼裡，真正的高手過招就是這樣，不花哨，也不漂亮，力從足底發，所以永遠腳踏實地。飛？不可能。

不管喜不喜歡，你得承認，你從未看過這樣一部武俠電影。儘管有時笨拙，但連笨拙也成了它的一種特色，讓人有愣住一秒的新鮮感——這樣的新鮮感，與《阿凡達》式的視覺刺激全然不同，不是源自技術，而是知性。

所有的音畫細節，都被一套綿密的價值觀念籠罩，而編織這些觀念的知識系統，對你來說既熟悉又陌生，很中國，卻是我們從未經驗過的中國。就像祖先的遺傳編碼，隱在基因里，等待被喚醒。

寒冬露水，殘荷微顫。一開頭，電影的基調已然奠定。徐浩峰說，這就是中國人的審美，「當你感受到自身虛弱的時候，才能體會到生命，這是中國文人的氣息。」

整部電影，就像一場生命力的博弈，一老一少，陰陽太極。雙線敘事的兩個主角，一個是已經隱入民間的戚家軍舊部梁痕錄，年輕氣盛，不願看到戚家軍的兵器——改良倭刀隨著戚繼光的去世而失傳，甚至被名門正派污為邪道，於是挑戰坐鎮武林的四大門，希望完勝後開宗立派，為戚家倭刀正名；另一個則是剛剛退隱的四大門盟主、武林第一高手裘冬月，他白髮銀髯，因嘆自己年老，寬恕了與護衛私通的妻子，避世上山，又奈不住山上的寂寞，想藉著城裡鬧倭寇的傳言下山「平倭」，趁機把與妻子的舊事了斷。

梁痕錄承擔的是事件的外部線索，由他到霜葉城挑戰四大門，引出一整套黑色幽默的故事，西域歌姬、海道防將領、四大門武學世家的老朽菁英紛紛出場，有意無意地把他當做倭寇圍攻；而真正精神性的線索、武林中人的質感，由裘冬月完成，徐浩峰把他想說的話，其實都放在了裘冬月身上，「寫所有人，都是為了寫他」。

裘冬月身上承擔了一個「時間」與「高尚」的命題。這是太平盛世，文人式的困惑與焦慮：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一個人的高尚能堅持多久？一個看似高尚的選擇，是出於一時衝動，還是生命力衰竭的無奈？真正的高尚是否存在？徐浩峰讓裘冬月下山來，把自己曾做過的選擇再重複一遍，在重複中完成確認。

誘惑都擺在眼前，他心底的慾望、恨意、掙扎、救贖都被攤開來一一檢視。相比武打的外殼，裘冬月內心湧動的暗潮，才是《倭寇的蹤跡》裡真正的驚心動魄。

最後，他還是寬恕了。與梁痕錄的比武一完，他轉身上山。


2.

從1980年代的精神至上到1990年代的唯利是圖、再到新千年的不擇手段，世風的變異只在一夜之間。

生於1973年的徐浩峰說，關於「高尚」的命題，是他這個年紀的人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困惑；而禮崩樂壞，卻是春秋以來，中國文人傳統的恐懼，持續兩千年未變，儒家文化便是從這種恐懼中產生。

他所要拍的武俠電影，都將建立在對禮崩樂壞的恐懼與救贖上。建立起自己的恐懼與救贖，在他看來，是武俠電影要真正成為一種類型的前提——換句話說，此前所有的武俠片，幾乎都不具備被稱作武俠類型片的資格。

類型片是什麼？徐浩峰的解讀別具一格。「類型片首先要確立一種特立的價值觀，而不是類型元素，不能說有路有車，就是公路片，有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

不同的類型片有不同的恐懼對象，徐浩峰在部落格里寫：愛情片恐懼的是階級差異，貧富或政治立場傷害愛情；恐怖片是對異教的恐懼，變態殺人狂是精神病偽裝下的思想家；偵探片恐懼的不是壞人，而是社會已普遍敗壞的真相，福爾摩斯只能對付個體罪犯，一跟黑社會老大對壘，立刻死掉；西部片的恐懼是孤立無助，大自然的壓力、社會的無序都在西部小鎮集中反應……

人生的幾大焦慮大體如此，類型電影就是要稀釋這些焦慮，救贖這些恐懼。切中觀眾的心理軟肋，這才是它們風行全球的原因。「懂了類型片，也就懂了大體人生。」

焦慮如何稀釋？恐懼如何救贖？徐浩峰說，要靠立起價值觀——就像西部片立起了獨往獨來的價值觀，無助感變成卓爾不群的驕傲，孤獨反而成魅力。

而此前被中國人當做「華語電影唯一拿得出手的類型片」、不斷往海外輸出的武俠電影，所體現出的價值觀卻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像精神壯陽的鴉片，像自欺欺人的把戲。武俠電影塑造的螢幕英雄，好比霍元甲、陳真、黃飛鴻、葉問，永遠靠打洋人、揍日本人奠定自己的「民族英雄」地位，然而歷史上，中國武林從未有在真正的擂台賽上擊倒洋人的記錄。

「拍這種電影根據的不是故事原則，而是報復快感。」徐浩峰把那些武俠片的所謂「價值觀」比作春晚喊口號，「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和「給您拜年了」性質一樣，整部電影不過是一台湊場面、湊名角的聯歡晚會。

可悲的是，這樣販賣民族主義的廉價刺激依然賣座。我們的歷史，在螢幕上只剩下一堆熱鬧，觀眾的口味，敗壞至極。


3.

武俠電影本該是最容易對接傳統與歷史的。如若對我們的來處足夠自信、鑽研夠深入，武俠該是中國最獨一無二的電影類型。「電影畢竟是寫人的，電影好不好不是在於技術，往往還是在於裡面的人文，包括好萊塢，它的技術做到一定程度，還是會傾向人文。」

我們的人文脈絡，很鮮明的一條線索，便是禮樂傳統。

徐浩峰是悲觀主義者。他相信禮樂的失落，是個無可挽回、持續不斷的過程。世風日下，放在歷史長河中看，或許就是幾千年來存在者的恆久體驗。「白銀時代」，是知識分子堅守的夢境，所謂英雄，不過是「不改初衷」，在平庸年代裡不隨波逐流。

「人總是要向前走的，但人有時需要往回走。武俠片便是滿足『往回走』的需要。前途空洞無聊，起碼過去還有些依憑。」只要退而求其次，便能守住存在的意義，不至有文化與價值斷裂的混亂空虛。

他安身立命的價值體系，在這個時代、尤其在電影圈中何其獨特。

別誤會，他是千真萬確的科班出身——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如今還在北影導演系當老師，他講的視聽語言課極受歡迎，總是人滿為患，課堂筆記被學生整理出來，在網路上流傳甚廣。有人把課堂上的徐浩峰形容為一尊「佛」，永遠是我自巋然不動的姿勢，關上燈，投影儀放著電影，他一幀一幀拉片子講解，菸頭明滅標識他坐的位置。

但他是繞了一大圈才回到的電影。與賈樟柯、徐靜蕾同屆，徐皓峰直到現在才拍了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當年一畢業，他便逃離了職業導演江湖，師從一位道教宗師埋首故紙堆八年——因為不願意自己被江湖改變。「當時如果發展下去，找機會拍電影，說不定也能拍上，但我可能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我覺得我在這個世上沒有獨特性，既沒有獨特的知識，也沒有獨特的感慨，不如先去補充一下蒼白的自己。」

八年隱士般的生活，「不做人做事，只做學問」，有時一年只有幾百塊錢收入。有人看了他在道家專業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曾力勸他出家。

2004年回到北京電影學院任教時，他已經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知識和感慨」，他說：「這樣就可以立世了。」不改初衷所付出的代價，竟真的得到回報。

他在朋友的電影裡客串出演過行腳僧。他的模樣、神態也確實如此。與徐浩峰面對面，你腦子裡很容易閃過「滌除玄鑒」、「抱虛守靜」這樣的詞語。他語調低沉厚實，傳到耳裡有嗡嗡的共鳴。眼神裡偶爾飄過的一絲狡黠，或許拜古龍和王小波所賜。

《倭寇的蹤跡》入圍了威尼斯等十數個國際電影節，雖未有斬獲，卻激起討論聲一片。有人說，徐浩峰是拿梁痕錄自況，要在四大門林立的電影江湖，開新宗立新派。徐浩峰笑。他沒有野心，只求自然而然。

國內的票房，《倭寇的蹤跡》幾乎註定黯淡。但還好，徐浩峰的第二部電影《箭客柳白猿》已經進入後期製作階段——投資來得非常順利。他將把這樣的武俠一部一部拍下去。「柳白猿」里你將見識到真實的民國武林世界中，高手如何以一當四十——不是靠吊鋼絲，不是靠特效，不是靠剪輯，不是靠動漫化，是真實還原武術技擊的訣竅。


參考資料：導演手記《無道之器》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