瀰漫在槍炮裡的同性戀

        我要講的不是同性戀，而是革命。
        看到網上有人說，理想的城市要有咖啡館，沙龍，香水，歌劇院，梧桐樹和革命。聽上去像是在說巴黎。但把香水去掉，就更像在描述1930年的英國。
        在法國，自由是寫在國旗上的。就算社會動盪的要死，年輕人依然可以像伊娃格林那樣在屋裡縱慾放歡，壞笑著把喝光的香檳酒瓶砸向樓下的士兵。但在英國，即使是八十年後，社會已經平穩的今天，知識分子們最愛討論的依然是階級，忠誠，政治妥協，以及個人與群體間的關係。引起我這樣想的，是一部我沒看完的電影，叫《同窗之愛》。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男孩愛上另一個男孩，但是周圍不允許，於是他們跑到了蘇聯。從此他們背負上另一個名字，叫叛徒。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共產主義就像同性戀一樣怪異，不恥。莫名其妙的出現，當然就要用槍炮來消滅或者矯正。這不是一個特殊的題材，我同性戀電影看過不少，所以能輕易地看出導演耍使用的小聰明，就是啟用同性戀這個話題來作為橫亘在時代變革中的魚骨。因為在傳統體制下，同性戀的出現就像一種乖張的反抗樣本。即使不動聲色，也會在眾人的注視下無地自容，手足無措。可是有一天，同性戀不再遮遮掩掩了，反而光明正大的奔向人群，人群一定會詫異，然後再異口同聲，口誅筆伐。無奈這個世界就是喜歡劃分陣營，同一種價值觀在不同的陣營裡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待遇。這一點《朗讀者》就闡述得很好，一個好的電車售票員，也會是一個好的集中營看守，區別只是在不同體制下分配的工作不同而已。或者說，在為誰工作。
    在1930年的英國，背叛和忠誠只是相對的價值觀，背叛什麼，對誰忠誠，這才是關鍵。所以，就算愛同性和愛異性本質上都是愛，但別人更關心的是你站在直的隊伍還是彎的隊伍。既然以前都是男男女女摟摟抱抱，那麼男人愛男人，女人愛女人就要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了。那時候的資產階級腦子裡的想法倒與《納粹狂魔》裡的阿森巴赫驚人一致，他在除掉康斯坦丁之前曾向其灌輸過黑格爾的思想：國家不得不碾碎清白的花朵，如果這花朵阻礙了它的道路。但這部電影裡很大快人心的一點就是，有一朵花不想白白被碾碎——他跑了。
        貝內特因為得不到愛情，所以放棄了國家，對他而言，這只是性被壓抑之後的報復升級，與叛國無關。國家沒有給他什麼，在被碾碎之前，他寧願選擇背叛。這就像一個誇張的反諷，一個人其實是無法選擇他的性傾向的，這是天生的東西，但你們偏偏覺得可以矯正。就像一個人生來就無法選擇他的國家，如果他加入了別的國籍，就是千夫所指的賣國，就是叛徒。那麼，如果他重新選擇了去愛女人，這是什麼呢？改邪歸正？浪子回頭？其實這同樣是背叛。人生來就沒有容納特例的習慣，看到與眾不同的東西第一反應就是企圖同化，同化不了就消滅，消滅不了就革命。不斷革命，不斷討伐，一面刪除異端，一面站在人類文明的牌坊上高唱革命的讚歌。詩意的棲居，野蠻的掠奪。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到了中國的體制。剛剛還在和姑娘討論在目前政治體制下文藝工作者是很難痛痛快快喘一口氣的，你既不能得罪政府，又要娛樂民眾，還得小心翼翼不能拍成爛片，眼看著文革那麼一大塊疤，你就是不能碰。不過撓撓癢還是可以的，於是中國觀眾的螢幕上滾過了一個又一個漂亮的擦邊球。霸權主義永遠都會有，只是形式不一樣，說法不一樣，統治者不一樣而已。看高一點，同性戀群體也是。即使是在現在，思想解放了那麼多年，唯一的一點進步就是同性戀不會被抓進監獄了，但異性戀霸權依然存在，並且叫囂。但存在就不能白白的被忽視，於是就有人開始動腦子默默反抗，比如在刻板呆滯的制服上面鑲上了一圈蕾絲。這是世界第一部女同性戀電影《制服少女》裡的做法，不動聲色，聰明極了。
        再說回來，像貝內特這種極端個人主義在英國那種高群體體制化的社會中必將是一個悲劇。當你自成一派，並且寡不敵眾的時候，必定是最早犧牲掉的一個。所以你要嘛逃跑，要嘛革命。但是別忘記，革命需要暴力和武器，革命也同樣需要革命者的身體。
    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一張白紙，好畫最美的圖畫。所以，無論時代怎樣變革，有些人骨子裡還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不斷刪除過去的罪惡，強加上眼前的鼎盛藍圖，消滅異端，消滅牛鬼蛇神，紅寶書當然不要，那是形式上的錯誤。哎呀，不是說同性戀來著的嗎？好吧，我們接受同性戀。你是女人，你當然可以愛女人，但你最後必須還要嫁給男人。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