輓歌一曲獻故鄉

2011-09-10


《鋼的琴》悄無聲息地下線了，最終的票房數字不提也罷。儘管在媒體上獲得了一致好評，儘管口碑傳誦相互推薦，但隨便走進任何一場，觀眾仍然寥寥無幾。有次站在排片表的液晶屏前，聽見旁邊的人說：「看《鋼的琴》怎麼樣？」另外一人說，誰演的呀。兩個人找了一圈，發現只有秦海璐半紅不紫地杵在演員表裡，導演張猛更是沒聽說過的小人物，於是就轉向其他「大片」去了。

然而它恰恰是今年華語片堪稱質量最高的作品之一。有很多瑕疵，卻掩不住它飽滿的情感和鋒利的光芒。聽聽這劇情就有戲：鋼鐵廠工人的前妻嫁了個富翁，想要帶走工人撫養的女兒，於是拿鋼琴去誘惑小姑娘，為了留住心愛的女兒，工人拉上了他現在的相好和昔日的一幫鐵桿哥們兒，準備用手藝打造一架鋼琴。典型的好萊塢強盜片模式，卻土生土長地紮根在東北的黑土地裡，表面上是感人的父女情，內地裡是一曲重工業時代的輓歌。

張猛是東北人，在改行拍電影之前是給趙本山的影視傳媒集團幹活的，還給本山大叔寫過小品。他對東北的了解和把握，他對東北父老鄉親的感情，是沒法懷疑的。在他的前一部作品《耳朵大有福》里，范偉就演神了一個退休後到處找活乾的前火車修理工，比起《鋼的琴》來，那片子少了很多喜劇元素，也沒有多少配樂，但更冷靜地勾勒出一派小人物的窘迫。

東北的風物在張猛的電影中是非常符號化的，比如《鋼的琴》中那兩個最後被轟掉的冷卻塔。凜冽的冬天，灰暗的色調，生猛鮮活的方言，還有二人轉、陳舊的流行歌曲，最重要的，是失魂落魄的工業區及其背後千千萬萬的下崗工人。張猛把這些符號影像化，卻沒有拔高到超越生活的高度，在東北，這些符號同樣是遍地存在的，電影和現實幾乎兩相對照、一模一樣。

作家吳曉波在一篇關於《鋼的琴》的評論說：「我至今記得那些向我講述這些故事的人們的面孔，他們靜靜地說，無悲無傷，苦難被深鎖在細細的皺紋里……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要承擔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在電影裡，男主角陳桂林和他的夥伴們，就是這樣的人。打造一架鋼的琴，是一項任務，也是走投無路的生活中一抹熹微的亮光，只要有事可做，生活就總有希望，他們是不完美的人，也同樣善於忍耐。

東北人在舞台上總是喜慶而幽默的，然而在電影中，東北的色調絕大多數是統一的灰色。《鋼的琴》引用了很多歡快的流行曲，也刻意在膠片色調上偏暖，已經算是不那麼悲觀晦暗的處理手法。在王兵的紀錄片巨製《鐵西區》中，一切就遠沒有這麼溫情了，充斥其中的情緒不是無奈就是絕望，而這種情緒對應的現實是想像不到的貧窮。在鼎盛的上世紀80年代，鐵西區欣欣向榮地住下了100萬工人，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面前，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敗，繼而被羞辱和被遺忘。

這是一個社會和個人共同淪陷的過程，影像工作者一邊被殘酷無情的現實吞噬，一邊試圖去發掘卑微生命中的尊嚴。這些詞彙在人道主義的敘事中太經常被見到，以致於我們現在總是熟視無睹或厭倦排斥，但對比起可能超出我們想像力的艱難時世，除了這些確實可能已經成為陳詞濫調的詞彙，我們只有沉默。

導演高群書有一部很出色的現實主義作品叫《千鈞•一發》，即是以一個齊齊哈爾警察「老魚」的真實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他經驗豐富，兢兢業業，為人老實，陞遷無望，上有臥病在床的老父，下有復員待業的兒子，外加下崗在家的老婆。老魚當過兵，排過地雷，當這個城市被犯罪分子以炸彈威脅的時候，這個小人物被迫挺身而出。

小人物的苦日子被披上了一層好萊塢架構的懸疑外衣，社會矛盾和時代變革好像被掩蓋住了，然而在骨子裡，老魚的那些家長里短和《鋼的琴》是一樣具有典型性的。「東北味」的生活有一種魔力，也是一個陷阱和泥潭，看電影的時候熱淚盈眶、心頭發酸，真要回去過上了又是五味雜陳、無處話淒涼了。

關於「回到東北」這個命題，我聯想起了兩個電影，有點殊途同歸的意思。一是陳果的《榴槤飄飄》：秦海璐學了九年京劇卻在內地找不到出路，無奈之下南下香港在旺角做起了「北姑」（香港人對大陸妓女的稱呼），掙夠了錢回到老家牡丹江才發現，現實有著不一樣的殘酷。她懷念故國，親人卻嚮往他鄉，就連小吃店的牌匾都寫著「旺角」，她終於明白，哪裡都是異鄉。

一是許鞍華的《姨媽的後現代生活》：斯琴高娃自以為是有文化的高級知識分子，卻被中年小混混騙財騙色，在上海實在待不下去，只好回到老家東北。影片結尾，她滿頭銀絲，神情麻木，如行屍走肉一般啃著乾糧鹹菜，在寒冬臘月的露天市場上賣貨，體會生活落差帶來的巨大幻滅。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