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瑪•伯格曼的藝術生涯

本文譯自斯德哥爾摩大學電影學系教授MAARET KOSKINEN的專題文章《英格瑪•伯格曼》：http://www.sweden.cn/culture/history-traditions/famousswedes/ingmar-bergman/。

英格瑪•伯格曼無疑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瑞典人之一。他不僅是瑞典有史以來最出色的電影人，還被譽為整個電影藝術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事實上，他屬於那一小群獨特的導演——費里尼、安東尼奧尼、塔可夫斯基——中的一員。他們的姓氏已享譽天下，不需要教名的陪襯：「伯格曼」已經成為一種理念，其本身就是一種「品牌」。

作為一位傑出的電影大師，單是伯格曼所拍攝的電影數量就鑄就了其電影生涯的獨一無二。從處女作《危機》（1946）到《芬妮與亞歷山大》（1982），他先後執導了四十多部電影，其中包括《夏夜的微笑》（1953年，英國片名為《小丑之夜》）、《第七封印》（1957）、《野草莓》（1957）、《沉默》（1963）和《假面》（1966）——都被認為是影壇的絕對經典之作。但是伯格曼的真正獨特之處並助他聞名世界的是將電影這一大眾媒介作為一種同樣適用於描述一個有各種事件發生的有形世界和存在主義或心理學問題的極其個人的表達形式的能力——電影生來既是藝術，也是產業。

除了電影藝術生涯，伯格曼也在劇院工作過，並且在瑞典國內外執導過不計其數的戲劇作品。事實上，還是一個年輕學生時的伯格曼是在劇院開始導演生涯的。他在這方面的事業達到了巔峰。伯格曼曾說：「他們必須得把我先從劇院裡抬出來。」

電影

生平背景
英格瑪•伯格曼1918年7月14日出生於瑞典烏普薩拉。母親是卡琳•伯格曼（婚前為卡琳•沃凱布隆），父親艾瑞克•伯格曼是瑞典教會牧師，後來成為國王教堂牧師。大約十歲時，他擁有了一盞「魔燈」，也就是一台電影放映機。據伯格曼本人描述，這是「一個帶有煙囪的會發出卡搭聲的錫盒，一盞煤油燈和一捲繞了一圈又一圈的膠片」——一個「魔法機器」，它發出的閃爍燈光投射在其母親掛著的床單上。他發現這一切奇異地「神秘而又刺激」。這台早期的電影放映機一直是伯格曼的創作源泉。這一點，我們可以清楚地從它在《魔法師》（1958年，英國片名為《面孔》）中的Vogler這個催眠師和藝術家的手中和半自傳的《芬妮與亞歷山大》（1982）中年輕的亞歷山大的臥室中的亮相看出。伯格曼根據這個童年玩具而將他的回憶錄命名為《魔燈》（1987）也絕非巧合。

伯格曼童年時還擁有一個木偶劇院。他親手製作小木偶，繪製佈景，並編寫劇本。到了十來歲，這個木偶劇院的規模還在不斷擴大。他添置了「燈光設備、旋轉舞台、車台：整個屋子都塞滿了又大又重的東西，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

換言之，童年時的伯格曼就開始沉浸在他將畢生投入的兩個職業生涯領域中。成年後，他會把戲劇比作自己「忠貞的妻子」，而把電影比作他「名貴的情婦」。

但伯格曼的童年時代也在其他方面對其後來的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它為他的創作過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兒時的景像仍然歷歷在目，我能再次感受那些光亮、氣味、人物、房間、時刻、手勢、語調和事物。」他在《魔燈》中回憶道。童年時代的重要性還具有某種特別的意義。尤其是伯格曼和他父母之間充滿矛盾的關係——多年來，他曾多次表明——這種關係在他的電影主題中反覆出現。這些主題包括在其聚焦藝術家問題的電影中佔據突出位置的「真理與謬誤」以及「羞辱」的主題。藝術家發現自己置身於社會權力等級的最底層，就像一個受到家庭嚴格約束的小孩。

在其他方面，伯格曼的電影作品似乎也來源於一個富含個人見解和歷練的寶庫。他的早期傳記作者Marianne Höök曾寫道：「伯格曼的創作具有強烈的自傳特點，是第一人稱敘事的戲劇巨作，是能發出多種聲音的獨白。」一些研究伯格曼的學者說，他們甚至能從伯格曼的電影年表中發現一種自傳性的「生命曲線」：在其早期電影作品中，出現的是一些無法被成人世界理解的脆弱的年輕人；在其20世紀50年代初創作的更為成熟的電影作品中，則出現了性和婚姻問題；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大部份時間裡，他的作品以宗教鬥爭和藝術問題為特點；在其60年代和70年代的精神分析類電影中，一些作品實際上採用了自我分析的形式，其中的人物更像是一個單一心靈或敘事者的多個側面。在這種創作發展過程中，人們甚至可以看到——正如研究伯格曼的學者、瑞典裔美國人Birgitta Steene所說——一種「靈魂成長」的寓言，「可以推斷，也是所有現代人的靈魂成長」的寓言。

在《伯格曼論電影》(Bilder，1990年)一書中，伯格曼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些具有自傳性質的關聯因素。這本書是關於他所創作的電影的回憶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試圖在其中「呈現自己創作的來源……內臟、心臟、大腦、神經」、經歷以及回憶，這些都為作品的誕生提供了靈感。在去世前兩來，伯格曼還開始了一個文學創作項目——結合小說和劇本兩種形式的作品《善意的背叛》（1991）和劇本《星期天的孩子》（1992），後者由他的兒子丹尼爾•伯格曼執導——在這部作品中，他試圖更為細緻地描述自己的父母和童年時代。這幅肖像也可以解讀為伯格曼電影所描述的寓言式自我分析的另一個表現：正如伯格曼自己曾在談到《善意》時所說的，「我所創作的是一幅奇怪的畫面……它可能是母親，也可能是父親。但或許又是我自己。」

主題、風格、藝術發展
因而，很顯然，英格瑪•伯格曼是一個將藝術和生活融為一體的人。儘管如此，在以他有限的自傳事實為基礎解讀其作品時仍需謹慎。這不僅因為有可能會陷入個人崇拜的深淵，更糟的是，伯格曼的作品——電影本身——頗為矛盾地面臨淪為背景的風險，而觀眾則不知怎麼地轉而主要關注對作者（假定的）情感生活的「診斷」。瑞典作家尤其對伯格曼本人——從他電影生涯的最初階段開始——抱有濃厚的興趣。對此，芬蘭裔瑞典作家兼文化評論家Jörn Donner曾在關於伯格曼的書中寫道：「他們在這裡尋找的……是他的臉龐、他的靈魂，而忘了去尋找他的電影所呈現的面孔。」

作為平衡，必須指出的是，伯格曼將其職業生涯早期所開創的這個領域描摹得非常多樣化。從一部電影到另一部電影，從一個十年到下一個十年，他的主題和風格都不斷經歷著轉型、能量的爆發和意義的轉變。事實上，這種現象的出現如此之頻繁，以致於很難用任何傳統意義上的直線發展趨勢來處理伯格曼的作品。相反，他的藝術發展呈現出一種螺旋式狀態，週期性地重複相似的運動，但每次都發生在不同高度上。

1. 信仰和懷疑
伯格曼最初的電影在風格和主題的選擇上具有明顯的兼收並蓄的特點。這是很自然的：他的前五部電影都是根據已有的文學作品改編的。伯格曼是一個真正自學成才的導演，他曾大量借鑑別人的風格，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我只是無助地抓住一切可以幫助我的藝術形式。」這或許在《雨中情》（1946）、《開往印度的船》（1947年，英國片名為《慾望島》）和反映工人階級的戲劇《港口的呼喚》（1948年，英國片名為《港口城市》）中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前兩部作品都是受到法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電影和「詩意現實主義」的啟發，而《停靠港》則是有意向義大利新現實主義致敬。事實上，伯格曼屬於瑞典電影導演中相對幸運的一代——不像現在那些遭受強大壓力的准電影導演——他可以利用帶薪工作時間來學習技藝，並且在形成自己的風格之前有機會嘗試多種風格。

儘管他的早期電影缺乏獨立性，可這些作品已經顯現出了日後伯格曼特徵的雛形輪廓。其中包括或許為伯格曼帶來最大聲譽的宗教和更廣泛的存在主義問題情結；特別是從國際視角來看，他的聲譽無疑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上，那就是，他將傳統意義上屬於哲學和宗教領域的問題帶入了電影，而在不久前，很少有人認為電影這種藝術形式有能力詮釋這些問題。這正是《第七封印》據說能常年在北美某處平均每天放映兩場的原因……

說到這個，必須提到一部關鍵的電影《監獄》（1949）——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伯格曼首次根據自己創作的劇本導演的作品。在這部電影中，他明確地闡述了在其後來的電影中反覆出現的神學問題：塵世是否是人間地獄？假如果真如此，是否也存在一位上帝？他又身處何方？在這個講述一個年輕妓女和她的殉難的看似現實主義——甚至可以說是自然主義——的故事中，伯格曼明顯偏向抽象的表現風格，有時純粹是一種寓言風格。這當然是部份受到了上世紀40年代瑞典文學界的影響。正如Jörn Donner所說：「加繆、卡夫卡和薩特是當時的紅人，」「人類變成了……西西弗斯、K、一群受難的人。」但事實上，這種對抽象表現的鍾愛將成為伯格曼電影的特點，甚至在其職業生涯後期，因此，這一點可以說是構成了伯格曼敘事氣質的一個元素。引用Marianne Höök有關伯格曼的書中的話，他的電影「缺乏『此刻』的根基……其主題所涉範圍涵蓋生、死、愛、恨、上帝和魔鬼此類普遍的人類話題。」

《第七封印》（1957）自然在他具有宗教色彩的電影中佔據特殊的地位。憑藉著簡單的寓言形式和經典的高對比攝影手法，它描繪了一個中世紀騎士安東奧尼斯•布洛克（由馬克斯•馮•西多飾演）如何面對死神的故事，以此來表現現代人的生存鬥爭和宗教懷疑。當然，伯格曼的「神之沉默三部曲」——《猶在鏡中》（1961）、《冬日之光》（1963年，英國片名為《領受聖餐者》）和《沉默》（1963）——代表了他的宗教主題電影的頂點。用伯格曼自己的話說，這個時候是他「擺脫」對上帝的信仰這一「束縛人的觀點的宗教垃圾」的時候。這三部對比強烈的電影分三個階段或者說用「減法」詮釋了一個宗教問題，正如伯格曼在已出版的劇本前言中所寫的：從「實現確定性」到「揭穿確定性的假面具」，最終到上帝的沉默——「否定的印象」。因此，三部曲中最後一部的片名《沉默》具有重要意義：這個片名描繪了在一個空虛和沉默的無神世界中相互依存的人們。

或許主要就是在這個三部曲中——許多人認為這是他藝術生涯的高峰——伯格曼展現了他的電影在多大程度上關聯和反映20世紀藝術普遍共有的現代主義話題。這種藝術表現了現代危機的一個徵兆，或者說這種藝術本身就是現代危機的一個徵兆：反抗權威、瓦解決對價值、懷疑以及否定。

然而，這個三部曲不僅是一種宗教意義上的「減法」，也是一種美學上的「減法」。這標誌著伯格曼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獨特電影創作風格。評論家們高興地指出，曾經桀驁不馴的兼容並蓄者終於成為了有鑑別能力、風格低調收斂的審美家。為此，伯格曼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電影攝影師Sven Nykvist。在Nykvist的幫助下，他進一步發展了後來在其電影中出現的著名的克制的「鉛筆素描色調」。伯格曼摒棄了他在早期電影中使用的明暗對照法、強烈對比法，以及過度渲染手法。大約在這個時期，他開始研究特寫鏡頭，用它來部份取代其早期電影中的誇張對白，日後，特寫鏡頭將會在他的電影美學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這種特寫鏡頭被稱為伯格曼式的「簽名」和名副其實的「符號」並不足為奇。

三部曲之後，伯格曼在涉及宗教或基督教主題時，都只採用間接或反諷的手法。當然，這並不能阻止他偶爾重拾帶有宗教色彩的風格。一個例子就是突然射出的神秘光線，異常仁慈地射向那些遭受苦難或壓迫的靈魂——如《安娜的情慾》（1969年，英國片名為《激情》）中被攻擊的漁民以及《呼喊與細語》（1973）中垂死的女人。

當上帝的概念從伯格曼的電影中消失時，留下的只有一種印象——墮落世界的殘餘或遺骸。

2. 男人和女人
成就怕格曼革新者之聲譽的另一組電影主題在於他對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刻畫。他的表現手法常被同時代人認為不尋常地直截了當和不帶一絲浪漫地現實——或許特別是從國際視角來看。

這一點其實早在《三個陌生的情人》（1949年，英國片名為《渴》）中就表現了出來。雖然電影改編自瑞典女演員兼作家Birgit Tengroth的短篇小說集，但它以看似典型的伯格曼方式刻畫了一對婚姻單調而又無法分手的夫婦：它要傳達的資訊是，兩個人一起生活在地獄裡至少比一個人生活在那裡要好。

一種獨特的表現手法還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初伯格曼以女性為中心的系列電影（其中一些是喜劇作品）中：《女人的秘密》（1952年，英國片名為《女人的期待》）、《戀愛課程》（1954）、《夏夜的微笑》（1955）以及一定程度上使用了這種表現手法的《婦女們的夢》（1955年，英國片名為《秋日之旅》）。據伯格曼自己說，這些電影完全是出於經濟原因而拍攝的。但這一點並不妨礙他展現自己在構建喜劇情節和對白方面的技能，這些情節和對白的設計常常用於揭露男性的虛偽和狡詐。因而，伯格曼曾讓他的女主角埃娃•達爾貝克——他稱其為「女性之戰艦」——在其中一部電影中這樣宣稱：「男人只是長著成年人生殖器的孩子。」大約這一時期，伯格曼也展示出了自己在指導演員奇蹟般地發揮最佳狀態方面的無可超越的技能——這一才能後來使他聲名大噪。這尤其體現在《女人的期待》中那場著名的戲中。在這場戲中，埃娃•達爾貝克和丈夫甘納爾•布耶恩施特蘭德被困在發生故障的電梯內，儘管兩人不停地鬥嘴和打哈欠，卻毫不費力地流露出優雅的氣質。

然而，這一系列影片的巔峰之作當數《夏夜的微笑》，這是伯格曼從自己的戲劇作品《風流寡婦》中獲取靈感而創作的。這部影片被公認為是一部「精心雕琢的電影戲劇」傑作。（確實如此，伯格曼憑藉此片在坎城電影節上贏得了他人生第一個重要的國際獎項。）在此片中，也是婦女控制著兩性之間的戰爭，而男人常常吃虧。於是，在電影的開頭，由Jarl Kulle飾演的愚昧自大的軍人炫耀地用上流社會的口吻宣佈，他會很樂意「容忍妻子的不忠，但如果有人敢碰我的情人，我會變成一頭老虎！」在影片接近尾聲的時候，喜劇片特有的睿智而講究策略的情節設計使他說出了相同的內容——但意思卻恰好相反：「我能忍受任何人調戲我的情人，但如果有人敢碰我的妻子，我將變成一頭老虎。」

《不良少女莫妮卡》（1953年，英國片名為《和莫妮卡在一起的夏天》）也應該歸為伯格曼以人物關係和女性為主題的電影。其中一閃而過的女主角（由哈里特•安德森飾演）的裸體鏡頭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儘管按今天的標準來說，那是相當純潔的。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的放映時間在阿恩•馬特森的《幸福的夏天》之後，使「瑞典罪惡」的概念聞名世界。這部電影也被認為非常具有瑞典特色，因而具有強烈的異國情調，尤其是在法國：這包括伯格曼對自然和季節變換的敏感、極光以及作為天堂的象徵的夏天，這最後一點從片名即可看出。除了《和莫妮卡在一起的夏天》和《夏夜的微笑》之外，伯格曼還利用夏天這個主題創作了其他電影，如《夏日插曲》（1951）和《野草莓》（1957）。

但直至上世紀70年代，伯格曼才以更集中的形式重新描繪婚姻和家庭生活。在這十年中，他特意通過主題和發行渠道的選擇，努力吸引更多觀眾。首部此類電影是《接觸》（1971），這也是伯格曼首部並非完全瑞典班底的電影作品。男主角是享譽國際的「明星」——埃利奧特•古爾德。兩年之後，他完成了迷你電視劇《婚姻生活》的拍攝，在國外以電影的形式發行。該劇有一種看似不尋常的直擊觀眾神經的力量——至少吃驚的統計人員宣稱，這部電視劇在電視上播出後，他們發現丹麥和瑞典的離婚率竟然達到了巔峰數值。

3. 藝術家和小丑
伯格曼最後一系列重要的主題圍繞著藝術和藝術家而展開。這一點，不說其他，僅從他的多部電影都發生在藝術環境中就可以明顯看出：《監獄》中的電影工作室、《夏日插曲》中的皇家芭蕾舞歌劇院、《裸夜》（英國片名為《小丑之夜》）中的馬戲團、《第七封印》中的中世紀鬧劇、《魔術師》中的「魔術催眠劇院」，當然還有像《假面》、《儀式》和《芬妮與亞歷山大》這些迥異的電影中「真實的」劇院。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普遍認為是真正意義上伯格曼經典電影的《裸夜》卻遭遇票房慘敗。不過這也非常恰如其分，因為這是伯格曼第一部將藝術團體——一個流動的馬戲團——描繪成一群被剝奪尊嚴的社會邊緣人物的影片，他們經常被僱主和警察追趕，流落四方。在其人物塑造和「劇中劇」元素中，這部電影也表現出，伯格曼的虛構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正是被這樣一個戲劇隱喻所掌控：生活就是劇院，上帝則是專橫的劇院經理，而人只是被操縱的提線木偶——生活就是一場盛大的假面舞會。

類似的意像在《魔術師》一片中也出現，而這在瑞典報紙專欄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因為它刻畫了一個像耶穌那樣殉難的藝術家（馬克斯•馮•西多對這一角色的詮釋恰到好處）。與伯格曼的任何一部其他作品相比，這部影片更多地體現了藝術家的兩面性：有時看上去是一個神聖的、受人尊敬的聖仆和魔術師，有時卻又變成被人鄙視的流浪漢和巫師。

《假面》以及之後伯格曼拍攝的三部電影——《狼之時刻》（1968）、《羞恥》（1968）以及《安娜的情慾》（1969）——將以藝術家為主題的電影推向了高潮。這三部電影有時被稱為伯格曼的「第二個三部曲」，因為三部電影都反映了藝術家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無足輕重的地位。撇開其他不談，從每部電影中藝術家日益被邊緣化的處境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像惡夢一樣的電影，講述了一個藝術家被自己內心的惡魔所俘虜的故事。第二部的主角是一個樂器被砸碎的音樂家，他自己也成了一個廢人——從一個戰爭受害者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轉變成了一個儈子手。在最後一部電影中，藝術家自身的形象徹底消失，儘管其蒼白、扭曲的影子還在幻想破滅、憤世嫉俗的建築師Vergerus（由厄蘭•約瑟夫森飾演）身上可見。Vergerus宣稱，藝術之所以在現代社會中得以留存，僅僅是出於感情上的緣故。

伯格曼自己在1965年領取伊拉斯謨獎時發表的著名獲獎感言《蛇皮》中所說的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觀點：「現在，說實話，我認為藝術（不僅是電影藝術）缺乏重要性。文學、繪畫、音樂、電影、戲劇的生命都是由其自身賦予的。新的轉變和合作湧現而又被摧毀；從外部來看，這種運動充滿活力……幾近瘋狂；但在我看來，它很像內部裝滿了螞蟻的蛇皮。蛇本身已經死去很久了，從內部被吞噬，毒性盡失；但是蛇皮仍在運動，滿載著忙碌的生命……宗教和藝術之所以能夠留存，是出於感情上的緣故，人們需要用這種傳統的方式來表達對過去的尊重。」

然而，伯格曼的研究者們常把《蛇皮》與《假面》這部作品聯繫起來。《假面》似乎是伯格曼電影創作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它不僅是一種藝術的自我分析，還是伯格曼到目前為止最具實驗性的作品。例如，影片中有一個著名的特寫鏡頭，兩位女主角——由畢比•安德森和麗芙•烏曼飾演——的臉似乎完美地合二為一了。這一形象成為整部電影的一個濃縮的、象徵性的形象，其形式和主題語言對藝術和心理認同都提出了質疑。

最終，這部電影也是對斯特林堡式的夢想和室內劇美學的延續，伯格曼早在《野草莓》中就對此進行過嘗試；這部電影以現代節奏的敘事結構為主導，穿插了作為主角的一個年邁老人（由瑞典默片導演維克多•斯約斯特洛姆飾演，這是他一生中扮演的最後一個角色）的回憶和夢想。這部影片之後是上帝三部曲，在其中，伯格曼旨在使清醒的世界呈現夢的特點——使他的電影敘述達到他認為最接近電影本質的不受任何束縛、如夢般的啟迪。伯格曼自己認為，在其電影生涯里，只有少數幾次達到了這樣的境界——例如在《假面》中，「在同一靈魂的大協奏曲中創作不同的聲音」。

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藝術家主題以及與之相關的自我意識的電影美學退到伯格曼電影的背景之中，他轉而關注其他主題——上文提及的那些主題。但這並不妨礙1982年藝術家形像在伯格曼的最後一部電影《芳妮與亞歷山大》中的回歸。這是一次成功而又頗具諷刺意味的回歸。（更確切地說，《芳妮與亞歷山大》是伯格曼直接為螢幕創作的最後一部影片。後來，他還執導了四部自己創作的電視劇本，即1984年的《排練之後》、1995年的《最後的尖叫》、1997年的《在小醜面前》和2003年的《薩拉班德》。）在他的這部電影「絕唱」中，伯格曼在刻畫Ekdahl一家時又回到了藝術家的形象——這並非是碰巧倣傚了易卜生筆下的同名家族——他們喜歡角色扮演，性格天真，喜歡西洋鏡似的聖誕節作品。主題當然主要是由年輕的主角亞歷山大（由Bertil Guve飾演）來表現，他因為自己強大的想像力而被迫承受痛苦。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小男孩臥室裡的「魔燈」——回到萬物之源：充滿詩意的想像力。照此，伯格曼選擇由亞歷山大的祖母背誦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中著名的序言來圓滿結束他的電影生涯並不奇怪：

「任何事情都會發生；一切皆有可能。時間和空間並不存在；在現實這個微不足道的基礎上，想像旋轉著，繪製出新的圖案。」

戲劇生涯
儘管伯格曼的名聲主要來自於他對電影的貢獻，但他的創作生涯始於戲劇。在這一領域他也異常高產。相比四十多部電影作品，伯格曼的戲劇作品至少是三倍——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有時一個演出季會創作多達四部作品。

1944年-1952年
甚至在伯格曼開始職業戲劇生涯之前，他已經在斯德哥爾摩的Mäster Olofsgården劇院和學生劇院上演過許多頗具知名度的業餘戲劇作品。也正是在這兩個劇院，他以《潘趣之死》（1942）開始了自己的戲劇家生涯。

1944年，伯格曼開始了他的職業戲劇生涯。26歲的他成為瑞典赫爾辛堡這座瑞典南部中型城市的市鎮劇院最年輕的劇院經理，他的任務就是拯救一家瀕臨倒閉的機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成功了。伯格曼把死氣沉沉的地方劇院變成了頗具爭議的城市文化生活聚會地。在短短的兩個演出季中，伯格曼本人導演了九部作品。其中，1944年的一部具有政治寓意的《麥克白》值得注意，作品中的主角象徵了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

然而，用伯格曼自己的話說，他真正開始學習戲劇藝術是1946年至1949年期間出任哥德堡市劇院總導演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與赫爾辛堡有限的資源相比，哥德堡的舞台有著更大的舞台裝置。於是，他學會了如何利用機會做出壯觀的場景——比如，在他執導的爆炸性作品、加繆的《卡里古拉》中——以及根據需要按比例縮小某些場景和道具。這一點在伯格曼於哥德堡執導的最後一部作品中得到明顯的體現。他第一次將一部現代美國戲劇、田納西•威廉斯的《慾望號街車》搬上舞台。這部現實主義作品帶有心理分析的傾向，可以說是伯格曼更小規模、更加以演員為中心的風格產生的標誌，日後，他將這種風格發展得非常成功。

1952年-1963年
伯格曼戲劇生涯最成功的階段莫過於他擔任馬爾默市劇院藝術指導的那幾年（1952年至1958年）。在這段時間裡，他建立了一支出色的演員隊伍，即著名的「伯格曼團隊」，這些演員也出現在他的電影中，包括碧比•安德森、凱莉•安德森、奈瑪•威夫斯特蘭德、英格里德•圖林、馬克思•馮•西多、岡內爾•林德布洛姆以及厄蘭•約瑟夫森。此外，他在馬爾默期間還進行了有力的藝術實驗，這一點從兼收並蓄、風格多樣的劇目中即可看出：從佛朗茲•萊哈爾激情澎湃的《風流寡婦》到真摯樸實的瑞典民間史詩《韋姆蘭的人們》。

但更重要的是，伯格曼在這裡認真地開始重新解讀經典。大多數評論家認為，這是他對戲劇所做的主要貢獻。他以故意戲劇化和頗具諷刺意味的疏離手法製作了莫里哀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鳴曲》和易卜生的《培爾•金特》，並對前兩部作品進行了大膽的全新解讀。伯格曼曾多次執導這些戲劇家們的作品，正如指揮家在藝術生涯中會對同一首交響樂給出不同的詮釋一樣。

伯格曼自己曾說，他對劇目的選擇從不受特別喜愛的戲劇家的影響，而總是接受各種各樣的任務。當然，這是事實，特別是在他藝術生涯的早期，那時他遊走在加繆、美國現實主義、喜劇和新瑞典戲劇之間。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並未阻止伯格曼對古典劇作家——主要是斯特林堡、易卜生和莫里哀——產生青睞，他似乎從他們身上獲得了靈感。例如，在伯格曼至少執導了三次的劇本中，就有莫里哀的《唐•璜》、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和易卜生的《海達•高布樂》。

1963年-2007年
1963年至1966年，伯格曼擔任皇家戲劇院的掌門人。在此期間，他繼續像在馬爾默時那樣，解讀和重新解讀經典作品。他1964年執導的《海達•高布樂》似乎是其職業生涯中最傑出的作品之一。這部風格化的、極度簡化的作品——拋棄了所有歷史上用過的道具和傳統手法——似乎像炸彈一樣在歐洲戲劇界引爆。戲劇研究者認為，現在看來，這部作品是本世紀真正有革命性和影響力的易卜生作品之一。後來，伯格曼於1968年和1979年份別又在倫敦和慕尼黑將該劇搬上舞台。

如果對於伯格曼而言，上世紀60年代可以形容為由易卜生支配的年代，那麼70年代則是他的斯特林堡年代。伯格曼第一次將《一出夢的戲劇》搬上舞台，再次採用異常樸素的形式，去掉了慣常使用的舞台投射、佈景和道具，而將重心集中在演員身上。在他結束在馬爾默的創作之後，伯格曼又以大眾能普遍接受的形式，第三次將《鬼魂奏鳴曲》搬上舞台，此外他還執導了《到大馬士革去》。實際上，多年來，在伯格曼執導的戲劇作品中數斯特林堡的作品最多。在慕尼黑的Residenztheater（居民劇院）期間，伯格曼還將一部叫做《諾拉—朱麗》的「三角戲」——包括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斯特林堡的《朱麗小姐》以及伯格曼改編自自己的電視劇《婚姻生活》的戲劇作品——搬上舞台。

上世紀80年代，在伯格曼從德國回到瑞典並完成了最後一部電影之後，他接受了皇家劇院的一些重要戲劇項目。1986年，他又執導了斯特林堡的《朱麗小姐》和《一出夢的戲劇》，1989年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1991年則是《培爾•金特》。此外，他還執導了莎士比亞的作品，多年來，他執導的莎氏作品相對而言較少（除了早期的《麥克白》，只有在上世紀70年代製作過兩次《第十二夜》）。這期間，他所執導的莎氏作品包括：1984年場面宏大的《李爾王》、1986年頗具爭議的現代版《哈姆雷特》，以及1994年華麗上演的《冬天的故事》。當然，這段時間，伯格曼也執導了現代戲劇，如1988年尤金•奧尼爾的《長夜慢慢路迢迢》、1989年三島由紀夫的《薩德侯爵夫人》、1993年玻透•胥拓思的《時間與房間》、1994年格奧爾格•塔博利的《哥德堡變奏曲》，以及1995年貢布洛維奇的《伊芳，勃艮地的公主》。

1991年，伯格曼抽出時間為斯德哥爾摩歌劇院執導了歐里庇得斯的名作《酒神女伴》，配樂採用的是瑞典作曲家Daniel Börtz的新作（伯格曼自己還將這一作品改編成電視版本）。1996年，伯格曼又在皇家劇院執導了縮小版的《酒神女伴》。90年代後期，伯格曼將由瑞典作家Per Olov Enquist新近創作的一部戲劇——1998年的《形象塑造者》——搬上舞台。同時，伯格曼重回經典：2000年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鳴曲》、2000年弗里德里希•馮•席勒的《瑪利亞•斯圖亞特》，以及2002年易卜生的《群鬼》。

總的說來，伯格曼的戲劇導演風格不受任何統一的美學原則支配，而是基本上靈活多樣和實用。無論是場面宏大的劇院演出，還是小型的室內劇，伯格曼都能駕輕就熟。正如他自己所說：「將劇作搬上舞台時，我絕不會違背原作者的寫作意圖。我也從未刻意這樣做過。我一直視自己為一名闡釋者，一名再創作者。」

作為作家的伯格曼
在其藝術生涯後期，英格瑪•伯格曼通過回憶錄、舞台劇和以小說形式出現的劇本，開始回歸純粹的寫作之路。由此，他回到了其藝術活動的源頭：畢竟，他的職業生涯始於劇作家和散文家。

伯格曼本人曾在回憶錄《魔燈》中寫道，1942年夏天，年僅24歲的他一下子寫了12（！）部劇本。他自己執導了其中的兩部，即《潘趣之死》和《Tivoli》，分別於1942年和1943年在斯德哥爾摩學生劇場上演。然而，他的早期劇本中只有很少幾部得到了出版。1946年，Bonniers出版了《演員中的傑克》，1948年又出版了合集《Moraliteter》，其中收錄了他的三部劇作：《瑞克爾和劇院看門人》、《這一天結束得很早》和《致我的恐怖》。他的舞台劇作品的出版在上世紀50年代告一段落：《城市》被收入廣播劇選集Sevenska radiopjser 1951，而《木刻畫》——電影《第七封印》的雛形——則被收入廣播劇選集Sevenska radiopjser 1954。其他劇本只有在他自己執導的作品中才會亮相，其中包括1952年在馬默爾城市劇院上演的《Barjärna的謀殺案》。

比較他的早期劇本和電影自然會很有趣。研究伯格曼的學者已經準確地指出，這些劇本與他那個時期以及後來的電影從細枝末節到整體概念性內容都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或許最突出的就是伯格曼對戲劇、電影和狂歡節樂趣的興趣，這在上文提到的《Tivoli》、《演員中的傑克》和《瑞克爾和劇院看門人》等作品中均有體現。當然，這一點日後也成為伯格曼電影的典型特點，其影片中的情節常常與表演藝術相聯繫——馬戲團、電影院、劇院——且主要人物往往是舞蹈演員、演員或藝術家。

事實上，潘趣這個角色是早期藝術上的一個「第二自我」，可以由其聯想到木偶和牽線木偶劇場。它不僅出現在戲劇《潘趣之死》中，伯格曼在赫爾辛堡城市劇院期間，還將它作為筆名創作了新年時事諷刺劇《Kriss Krass Filibom》。更為清晰的「第二自我」形像是傑克這個角色。他在伯格曼的第一部電影《危機》中出現。伯格曼承認，這個裝腔作勢、善於操控別人的角色是他直接從自己的劇本《演員中的傑克》中借用過來的。之後又出現的一個「第二自我」形像是赤裸的約阿希姆，同名劇本被Bonniers拒絕出版。然而，Bonniers Litterära Magasin（Bonnier文學雜誌）卻在1953年發表了這部作品的節選，名為《艾菲爾鐵塔的故事》。赤裸的約阿希姆也出現在一個電影劇本中，不過它從未被搬上螢幕。這個名為《魚。鬧劇電影版》的劇本發表在電影雜誌Biografbladet 1950/51年第四期上。而上文提到的《城市》則在同年以廣播劇的形式播出。

在其職業生涯後期，伯格曼喜歡在電影中借用自己劇本裡的情節。例如，《瑞克爾和劇院看門人》劇本中的人物瑞克爾和她的前情人Kaj連同不忠這個主題都出現在了插曲式電影《女人的期待》（1952）中。這個劇本的寓言式風格，就像伯格曼所有早期劇本中所特有的道德家的口吻那樣——關注人、上帝和魔鬼之間的衝突——也是伯格曼那個時期所拍攝的電影的典型特點。這不僅體現在《監獄》——甚至當時的評論家就將其稱為「40年代的電影道德劇」——或《第七封印》中，還在他後期的一些電影中有所體現，儘管人們一開始也許並沒有對這些電影做過如此評論：後來的評論家稱這些60和70年代的電影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近「貝克特式的簡約抽象才能」的產物。

但就像上文所指出的，伯格曼後來停止了舞台劇本的創作。主要原因是負面評論。正如評論家經常將其劇本的成功歸因於伯格曼的電影敘事技巧，他們同樣也常常反過來否定他的實際作家角色——同時又稱讚他的實際舞台作品。例如，一個評論家在評論伯格曼的《致我的恐怖》時說：「如果不是英格瑪•伯格曼自己而是其他人導演的話，劇本中所有的意義將會蒸發，劇本也將變成廢紙。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是個天才，他作為導演的天賦總是誘使他的詩人特質將完成了一半的、充斥著未分選的突發奇想的劇本搬上舞台。」

許多年後，伯格曼自己也證實，迫使他停止創作舞台劇的原因正是類似這樣的評論。正如他在採訪中談及自己的馬爾默時期時所說的：「那時，我們每次演出我寫的劇本時，我一定能讀到這樣的評論，即我不是一個好作家，卻是一個好導演，將我作為作家的失敗轉為成功。很自然，我聽膩了這樣的評論。當你不必被迫去聽那些侮辱之詞時，你當然也不會想將自己置於那樣的處境。」1993年，他創作了獨幕劇《最後的尖叫》。事實上，直到這時，他才再次允許自己的劇本被搬上瑞典舞台。（不過，他曾於1981年在慕尼黑執導過改編自自己的電視劇本《婚姻生活》的舞台劇——這時距他在馬爾默最後一次執導自己創作的舞台劇作品已經過去了25年。）

但是，除了寫電影和舞台劇劇本，伯格曼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事實上，甚至在他的職業生涯早期，他的作品就曾出現在20世紀40年代的瑞典文學旗艦雜誌40-tal上：一篇名為「關於開膛手傑克的一段童年回憶的簡述」的文章。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篇節選自《赤裸的約阿希姆》的荒誕主義故事《艾菲爾鐵塔的故事》曾在1953年的BLM雜誌上發表。

然而，伯格曼的此類文學作品並沒有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事實上，這也很正常。第一、大家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形象塑造者伯格曼身上；第二、伯格曼本人堅稱那些已經出版的劇本只是半成品，有點像指揮家手中的總譜，因而不能作為獨立的研究文本。但伯格曼的早期作品無疑非常有趣，這不僅是對於我們回顧他的作品而言——作為其藝術才能剛顯露時的實例，特別是在電影領域——也是由於作品本身，由於它們在風格和文學方面的特點。

事實上，作為作家的伯格曼與作為戲劇和電影導演的伯格曼在對主題和風格的選擇上有很大相似性。因此，以20世紀50年代的《魚。鬧劇電影版》為例，其中充滿了作者的評論和直接的指稱，彷彿正在被公開展出，其風格特徵類似其晚期的電影劇本/小說《善意的背叛》（1991）、《星期天的孩子》（1993）、《私人談話》（1996）以及戲劇作品《在小醜面前》（1994）。不管其受眾是小說讀者，還是電影拍攝前研究劇本的演員，他在創作這些文本時似乎都有一群活生生的觀眾在場。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是「視覺散文」：導演著眼於舞台，似乎讓讀者參與到尚未完成的作品中去。或者，換句話說，伯格曼在利用電影、戲劇和文學的特定媒體特質時，往往在意圖上發生重合，這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以「跨藝術」和「跨媒體」的方式彌合這些特徵和差異的慾望。

同時，很明顯，英格瑪•伯格曼的文學回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我總結的努力。事實上，伯格曼電影生涯結束後的大多數內容豐富的作品都有總結的特點，如同在寫收場白。他1984年的戲劇《排練之後》對於他的戲劇生涯而言，正如《芬妮與亞歷山大》對於他的電影生涯的意義：夢幻劇一般的總結，一篇對於作為魔法和藝術的戲劇的斯特林堡式遺囑。用導演Henrik Vogel（也是伯格曼自己再三重申）的話來總結，就是：「一切都是在表現，而不是客觀存在本身。」

伯格曼的回憶錄《魔燈：伯格曼自傳》（1987年，英譯版1988年）和《影像：電影中的生命》（1990年，英譯版1994年）都是以類似於成長小說的形式來創作的——依次總結了他的「自我」的不同階段和形態。但正因此，它們也是一種藝術上的自我審視：一個對其而言藝術與世界是一體的男人的肖像。

這種傾向在《善意的背叛》、《星期天的孩子》和《私人談話》中得到了加強，這三部作品都回溯了他自己家庭生活的一段歷史。同時，《第五幕》中的獨立文本延續了伯格曼以戲劇形式對職業生涯進行的重述。戲劇《最後的尖叫》（1993）講述了默片導演Klercker和製片人Charles Magnusson之間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重複了其電影以及無疑也是伯格曼在「這個行業」中親身體驗到的羞恥主題。《在小醜面前》則描繪了藝術人生又悲又喜的艱辛。一個失敗的電影計劃變成了一個業餘戲劇作品——化裝成白色小醜的死神在幕後徘徊。

除此之外，從伯格曼作品的標題也能明顯看出他的總結意圖。比如，他的文集《第五幕》的書名來自易卜生的《培爾•金特》（「你不能在第五幕的中間死去」，這也加了省略號印在了書的扉頁上）。而《在小醜面前》的瑞典文書名的字面意思是「趾高氣昂而又煩躁不快」，影射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更確切地說，是那段關於生命空虛和短暫的著名獨白（第五幕第五場）：

「熄滅了吧，熄滅了吧！短促的燭火！

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台上指手劃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譁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

伯格曼的寫作一直持續到新千年。2000年秋，他的新書《表演》出版。除了20世紀90年代初的廣播劇《靈魂的問題》和長篇劇本（從未被拍成電影）《沒有戀人的愛情》，還收入一部新寫的電影劇本小說《不忠》，2000年由麗芙•烏曼改編成電影。

這部電影劇本也是對往事的追憶，但這次卻帶有明顯的自傳色彩。它講述了一個名叫伯格曼的老作家某天工作時，突然有人來訪——或者說，他想像有人來訪——來訪者是他昔日相識的一個女人。因而，他內心出現了一幕關於偷情、離婚和烈性毒藥（伯格曼一直稱之為「翻舊帳吃醋」）的大戲。

簡而言之，這部戲是關於一個因不敢獨自直面自我、回顧往事而臆造出一位女性嚮導的年老男人。同時，瑪麗安這個人物本身起初似乎只有一個模糊的輪廓，在「創造」自己的過程中確實需要作家的引導。她是一個形成過程中的角色，漸漸地才有了輪廓和身軀。
 
對於伯格曼跨越電影、戲劇和文學事業的收官之作，瑪麗安起到了非同一般、恰到好處的作用。套用Pirandello的話說，她是一個找到了電影導演、同時也在尋找作者的角色。

伯格曼的最後一部電影劇本是《薩拉班德》，由他本人於2003年85歲時拍攝成電視連續劇。根據媒體和瑞典電視台公關部門的宣傳，《薩拉班德》是伯格曼1973年創作的聞名世界的電視劇《婚姻生活》的「繼續」。然而，事實上，這兩部劇僅有的相同點是30年後再度合作的兩位演員麗芙•烏曼和厄蘭•約瑟夫森，他們分別扮演老年版的瑪麗安和約翰。

更有趣的是，在創作《薩拉班德》的時候，伯格曼正在策劃他在皇家劇院的最後一部舞台劇、易卜生的《群鬼》。事實上，這兩部作品有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比如，兩部作品都表現亂倫與安樂死的主題，儘管後者在《薩拉班德》中只是出現了暗示性內容。然而，更重要的是，劇中的女主人公與男主人公有著共同的過去，就像電影中的瑪麗安和約翰那樣。換句話說，時間的流逝和過去給人物帶來的負擔很重——就像死亡一樣：一個與這兩個人關係都很密切的女人不久前去世了，儘管在整部電影中都看不到她的身影，但所有人物都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感受到她身後留下的空虛感。簡而言之，死亡迫近的感覺在《薩拉班德》中深深潛藏著。

2004年秋天，伯格曼又與他尚未正式公開身份的女兒瑪麗亞•馮•羅森聯合出版了私人日記。這本書同樣談論死亡，但更加貼近現實，因為它以時間順序記錄了與伯格曼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的妻子英格麗德的彌留之際及最終死亡的真實過程。關於這一點，讓我們以伯格曼在《薩拉班德》工作手冊中的原話作為結尾：「我站在一條邊界上……一條邊界。我聽著，或許也看著，同時，轉向一個我發現越來越顯而易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