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幕上的兩小時，歷史上的十三天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翻譯自 [Thirteen Days in 145 Minutes](http://prospect.org/article/thirteen-days-145-minutes)

原作者 Ernest May

**未**獲得翻譯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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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了解到 Thirteen Days 這部講述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的電影將主要通過由著名影星 Kevin Costner 扮演的甘迺迪特別助理 Kenneth O'Donnell 的視角來敘事的時候，我曾經心懷疑慮。因為在 1997 年，我在維吉尼亞大學的 Philip Zelikow 的幫助下將甘迺迪總統秘密錄製的錄音帶轉錄和編輯成文本形式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不管是在這些錄音帶里，還是在其他相關的文檔中，又或者是在甘迺迪當時的其他智囊的回憶裡，都沒有證據證明 O'Donnell 在這次危機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哪怕是起眼的角色。

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將我們的轉錄稿以 _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_ 的名字出版成書之後，Beacon Communications 公司購買了該書的電影版權，並且電影的導演 Roger Donaldson 專程跑到劍橋來見了我們。我們聊了很久，之後 Beacon 公司給我送來了一份由 David Self 寫的電影劇本。我擔心我將在劇本中讀到的是「Kenny O'Donnell 拯救了世界」。

然而事實並不是如同我想像的那樣：劇本中 O'Donnell 只有一兩次說了他本不應該說的話，或者做了他原本不會做的事情。O'Donnell 一向是約翰·甘迺迪和羅伯特·甘迺迪的好友，並且那些錄音帶的確證明了他參加了部份有關本次危機的會議。在一次會議中，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隨後被甘迺迪總統不斷地重複提出：如果美國海軍艦隊在海上遇到了蘇聯的潛艇應該怎麼辦？在另一次會議里，在與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針鋒相對中，O'Donnell 表現出了對李曼·雷姆尼澤將軍的鄙夷。

在這裡電影製片人做的更像是 Simon Schama 所著的 _Dead Certainties_ （一本將一樁十八世紀謀殺案的一系列歷史史實串聯起來並加以修飾而寫成的小說） 那樣的推想歷史小說（speculative historical fiction），而不是 Edmund Morris 的 _Dutch_ （Morris 把自己作為一個虛構的角色插入到這本雷根總統的傳記中）那樣的幻想歷史小說。

但是，我們仍然要問，為什麼要以 O'Donnell 的視角為主線呢？當我思考製片人還可能有其他的什麼方式來讓大眾能夠成功地欣賞這部電影，而不是僅僅滿足 PBS 紀錄片那樣的小眾市場的時候，Henry 詹姆士 提出的對所有事件保持單一視角的原則讓我茅塞頓開。然而採用甘迺迪總統的視角是很難的；而如果採用甘迺迪的任一個智囊──麥克納馬拉，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國家安全顧問 McGeorge Bundy，白宮顧問泰德·索倫森，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或者其他任何人──這部電影都很容易把約翰·甘迺迪描繪成「那個拯救世界的人」。O'Donnell 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因為他恰恰是一個處在能夠接觸到足夠多的資訊，但又不是一個有自己的政策傾向的人，甚至並不是處理這類突發事件的專家；他更像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用普通市民的思維方式去對整個危機的走向做出判斷。

有兩種欣賞這部電影的方式：一種是把它當作驚悚片，另一種是把它當作歷史片。我認為，這部電影是一部成功的驚悚片。導演 Donaldson 和主演 Kevin Costner 在另一部驚悚片 No Way Out 里有較為成功的合作，而這部電影比起 No Way Out 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電影原著合著者 Zelikow 的 13 歲大的女兒在和我們一起看這部電影的時候，自始自終都保持高度緊張，電影結束時大聲對我們說：「我要讀你們的書！」

難怪哈佛大學出版社會把我們的書背面換成 Thirteen Days 這部電影的海報。電影的版權費是一次性付清的，我們並沒有對票房提成，所以不管電影成功與否理論上來說我和出版社的收入將不受影響──除非電影促進了我的書的銷量，而這正是為什麼出版社想要更換書背的原因。

但是這部電影完整地記錄了歷史嗎？我認為它沒有達到十分嚴謹的程度。這部電影未能精確展現許多歷史細節和若干個重要因素。在多數情況下，這些不實僅僅是嘗試把十三天中發生的許多跌宕起伏的事件縮短到兩個小時之內而做出的妥協而已。然而在兩個方面，這部電影嚴重扭曲了史實。

首先，除了羅伯特·甘迺迪之外，甘迺迪總統的其他顧問在電影中的形象塑造均不成功，並且也沒能和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形象達成一致。國家安全顧問 McGeorge Bundy 是最明顯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他是一個不亞於甘迺迪總統的睿智的人，然而在電影裡他卻是一個膽小緊張的窩囊廢。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和甘迺迪的顧問迪安·艾奇遜只是通過他們的造型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印象。

其次，這部電影對軍方人員的刻畫有誤導觀眾的嫌疑。的確，當時總統和軍方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壓力，軍方高層一致地強硬地認為應該轟炸且立即入侵古巴，並且他們嘗試勸阻甘迺迪總統的推遲軍事行動時間，採用封鎖和使用秘密外交手段迫使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將飛彈撤離古巴的計劃。但是電影中所描述的卻是軍方試圖迫使甘迺迪總統無所選擇只能接受他們的方案。這不僅僅是對軍方人士的不公，也是對美國軍人的職業信仰的錯誤理解。

關於這部電影還有其他一些合理的疑問，比如沒有任何一個場景是設置在哈瓦那或者莫斯科的。電影裡也沒有嘗試說明赫魯雪夫決定偷偷將飛彈運往古巴，以及最後選擇撤出的具體原因。除了 O'Donnell 在蘇聯大使館裡看到的受到驚嚇的年輕蘇聯女共產黨員之外，影片中出場的蘇聯人只有外交官和克格勃的與美方打交道的工作人員。同樣地，影片中正式出場的美國普通民眾也僅有 O'Donnell 的妻兒，他們表現出來的焦慮不安將代表全體美國人對這次危機的整體感受。我個人的判斷是這些取捨未必是不恰當的：克里姆林宮的場景會讓觀眾分心，並且會引出一些這部電影無法正面回答的問題。但是其他人可能會認為這些缺失讓這部電影缺乏真實感。
 
對我個人而言，這部電影對歷史的不夠忠實在它對這次飛彈危機的三個核心要素的正確表現面前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第一要點是，這次危機是一次關乎人類生死存亡的一個關鍵時刻。這部電影成功地向觀眾傳達了這是人類離滅絕最近的時刻這樣的資訊，表達效果超過所有的相關紀錄片和先前的相同題材電影。它精確地重現了秘密錄音帶上的克制卻十分激烈的辯論，並且穿插十分真實的古巴叢林中處於急促修建狀態下的飛彈基地及 U2 偵察機對它們的低空掠過，美軍的轟炸機、航空母艦和準備發射的飛彈。知道這是真實歷史事件的觀眾在離開電影院的時候將對冷戰可能帶來的後果有更加具體和深刻的體會。

其次，Thirteen Days 這部電影與其他歷史資料相比更容易讓我們理解甘迺迪總統在當時面臨的困境。美國人在書寫歷史的時候喜歡帶著唯我主義色彩，彷彿所有的好和所有的壞都產自美國。因此，許多歷史著作甚至回憶錄都認為危機始於美國政府對古巴卡斯楚政權的敵意，或者源自於甘迺迪兄弟的鐵腕強權，於是導出這次危機本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對古巴的懷柔政策，或者軟化甘迺迪政府的外交手段，或者接受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以作為北約在土耳其和義大利部署的飛彈的制衡措施這樣的方式來化解這樣的錯誤結論。

這部電影真實地重現了錄音帶中所表明的事實：這次危機與古巴的關係其實不大，而與甘迺迪所接手的保護兩百五十萬西德人民的承諾更為密切相關。甘迺迪沒有理由相信 1961 年建立起來的柏林圍牆成功地消除了東面的共產黨政權對把西德人民都投入他們已經人滿為患的監獄的這一想法的熱切渴望。恰恰相反：柏林圍牆本身正是東德政權和他們背後的蘇聯政府已經逐漸失去耐心的眾多證據之一。赫魯雪夫曾明確地警告過甘迺迪，他有意於 1962 年晚些時候解決柏林問題。

西德人民唯一的安全保障就是一旦蘇聯入侵，美國將使用核武器進行反擊。任何降低這一威懾可信度的事情都可能迫使美國總統放棄西德或者引發全球範圍的核戰爭。這就是為什麼甘迺迪絕對不願意在古巴飛彈這件事情上做任何的讓步。這部電影非常精準地體現了這一點，而這是許多歷史文獻所未能做到的。

最後，這部電影成功地表明了美國總統需要擁有非常高的智商和在關鍵時刻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多年以來，電影總是把總統和他的決策圈描繪成微不足道的角色，或者把白宮當成一個被邪惡和秘密組織包圍的孱弱的機構。Bruce Greenwood 在這部電影中對總統這個角色的詮釋──不是一個卡美洛騎士，而是一個意識到自己的工作難度非常之大，並且他所說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可能產生非常巨大的影響。Thirteen days 這部電影表明了由誰當總統是一件非常嚴肅和重要的事情。

這部電影不能代表完全真實的歷史。任何觀看這部電影的人都不應該相信自己在螢幕上看到的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但是這部電影足夠地貼近歷史，因此如果它在票房和隨後的影碟市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絕對不會覺得不滿，因為有了它，美國和全世界的年輕人將會知道，他們所看到的很可能是有史以來人類最接近滅亡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