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吊子媒體人關於《搜索》的斷想

一週前看了《搜索》。走出影院，低頭不語，一直沉浸在劇情里出不來。一起觀影的啤酒行業就職的姑娘問我：妞兒啊，你咋啦？我說：菇涼，想像一下你看了一部電影，是關於啤酒廠怎麼倒閉的，會不會覺得很悲催？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搜索》看完，我就是這種感覺。

職業肌無力

我很想為《搜索》寫點什麼，但回到北京之後，立刻又陷入了媒體工作的焦灼抑鬱中不能脫身。直到這幾天，有個自稱社會新聞記者的姑娘，在部落格上聯繫我，說想做一期關於房屋黑中介的調查。我在電話裡和她聊了幾句，問：你是不是實習生？她說是啊，你怎麼知道？我笑，說，你的語氣和問問題的方式能聽出來；還有，只有實習生才會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選題啊。

電話那頭的姑娘大倒苦水：是啊，是啊。我聯絡到一些曾經被黑中介暴打過的人，可他們要不直接拒絕，要不就不願意多談。

放下電話，忽生悲涼和慚愧。面對同行的採訪，我卻只能思慮再三，如履薄冰。手中有黑中介的視訊證據，我卻一直考慮要不要給她——中介手中有我的手機和各種私人資訊，他們也能看出來視訊是哪裡的房客拍的，如果他們騷擾、報復，我又如何自處？

歸根結底，是我對自己所處的行業都充滿了無力感。曝光了又有什麼用？「有關部門」依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黑中介依然會橫行霸道，如我當初一般缺乏經驗的無知北漂，仍然會貪戀便宜上當受騙。也許短暫的曝光會給這些無辜的房客提個醒，然後轉瞬被忘記。如果我因為這條新聞惹了麻煩，誰又來保護我呢？難道我也要威脅黑中介：我是做媒體的，你不怕？他們必然會獰笑著說：那你曝吧，我們不怕。

這種語境下，我不敢奢談「公民意識」更不敢奢談媒介倫理。所浮現出來的，只有作為女性的自保意識。我承認，我慫。

天朝媒體人悖論

天朝媒體人的生活永遠充滿悖論。你以為自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在央級媒體國家大刊上播片發稿，每天奢談民主自由真理人權，一轉頭依舊面對著沒有北京戶口的傷，沒有公積金的痛，凌晨四點穿著睡衣滿臉油光喪屍一般趕稿。你以為自己有機緣見識社會名流菁英大咖就可以躋身他們的階層，其實人家日理萬機懶得搭理你，回答言簡意賅統統詞不達意，回頭你還得對著二手資料抓狂苦憋一篇大咖本人永遠不屑於看的東西。你以為自己soho上班隨性自由，獨立思考才思泉湧，其實電話微信24小時都要為領導待命，假若大領導說你做的東西不夠洋氣，二領導說你的東西不夠接地氣，成型的片子可能會在七改八改中變成一堆廢柴，而一個XX大的宣傳任務下來，你嘔心瀝血做好的東西可能一夜暴斃。

當然，作為媒體人最大的悖論是：你常常要說違心的話。即使你不想說假話，真話也要隱忍不說。最核心的既得利益者是銅牆鐵壁，你可能無法撼動甚至無法觸及，於是有時候，你得逮著那些不軟不硬卻能直擊社會痛處的新聞點，以小見大，觸類旁通，如果你有本事把它導演成一場社會集體的大反思和大討論更牛逼。

這就是陳若兮的生存現狀，她壓抑，有功成名就的強烈慾望。而媒體的本性恰恰嗜血，看到戲劇性和衝突性的東西就興奮異常。這種壓抑和嗜血共同作用起來具有破壞力。她在葉藍秋事件中表現出來的非理性也就順理成章。

新聞的原罪

有人說陳若兮的錯誤在於違背了新聞的「求真」原則，在「墨鏡姐」事件引發爭議後，不但沒有給當事人解釋機會，反而為了吸引點擊率進一步炒作。

類似的案倒在現實中其實數不勝數。去年的深圳的「八毛門」事件，「孩子便秘，在A醫院要花十萬元做手術，在B醫院花了八毛錢」的新聞一經爆出，患者紛紛對醫院展開血淚控訴，卻很少有人關注後續：最終經過診斷，孩子的確是患上了比較嚴重的腸道疾病，並最終通過手術治癒——對於醫院乃至整個醫療行業的負面影響也無法消除。

5月的魯若晴事件，煙花妹妹在部落格上質疑作業本借魯若晴炒作，《魯中晨報》煞有介事地去醫院調查，得出結論《魯若晴：請不要透支我們的同情！》，引發一片譁然，網友謾罵不止。儘管後來查證魯若晴確有其人，不負責的帳號和媒體也受到懲戒，對魯若晴這樣一個絕症病人的傷害卻無法彌合。——不知道凱歌在拍《搜索》時，是不是已經預料到現實中會有和葉藍秋如此相似的劇情上演。

我想這是新聞的原罪。為了趕截稿期，為了搶獨家，為了爆料吸引眼球，斷章取義、指鹿為馬有時是故意，有時是不得已而為之。

而更大的原罪是新聞工作者高高在上的道德優越感和審視感吧。

「小熊牽著大熊走」事件主角小熊姑娘曾經抱怨，採訪她的媒體預設立場，她質疑媒體為什麼不能好好地聽聽真相，還原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不得不感嘆小熊姑娘真是太理想化了。媒體怎麼可能不主題先行、不預設立場呢？這樣一家媒體的精氣神兒不就散了嗎？你難道不知道媒體其實寫的是命題作文嗎？難道不知道記者和採訪對象其實是種甲方乙方的關係嗎？

調查性的報導我沒有發言權。但人物專訪、社會新聞，甚至是以故事性、全景性展示見長的特稿，基本都要給人物劃一個框框。它必須緊扣一種主題：真善美，假惡丑，時代的犧牲品，政治的寵兒……於是記者和編導在採訪時，常常像陳若兮一樣，拼命地把採訪對像往自己想要的主題上引導，一旦和自己的預設契合，就如獲至寶。

我是中文和戲文的雜糅，做媒體乃半路出家，缺乏新聞素養，無法咄咄逼人無法直指人心。大概我母愛氾濫，即使採訪小人流氓，也總會生出」他也有自己的緣由和不易之處」之念，採訪常因此走神。

一個朋友講過，他做社會新聞時，有次帶著攝影隊伍去曝光假蜂蜜，衝進小作坊，對著正在造假蜂蜜的母子正義凜然地喊：「你知道你們違法嗎？」那對母子驚惶不已，連連乞求。後來，他才知道，他們是孤兒寡母，找不到別的工作，只能以此謀生。「他們也是沒辦法，他們也愚昧，不知道這玩意兒到底有什麼危害。」朋友說，承受不了這種經常戳人傷痛的糾結感，後來就儘量不做負面報導，「還是做正面報導吧，皆大歡喜的事兒。」

另一位朋友也曾講過一個故事：家鄉的某企業準備上市，卻被某媒體報了負面，上市失敗。企業老闆約了做報導的記者一起吃飯，席間，他哭了，說：我們上市不容易。

道德優越感和審視感常常會讓人高高在上，而不能平視眼前的生命。職業有時也不容人去思量一篇報導可能會對別人的命運帶來什麼影響。眾生皆有罪，新聞亦有原罪吧。


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之中

陳若兮讓我想起了趙普。一直以來對這個人的觀感並不好。當年地震他邊播新聞邊流淚，被網友大讚「新聞人的良心」，我心想這和表演帝有什麼區別呀？和倪萍奶奶有什麼區別呀？真要說新聞人的良心，那還是學學人家杜憲吧。

今年趙普又雲山霧罩地爆出了老酸奶事件。起初我也曾經被一片義憤填膺所裹挾，覺得趙普驚爆內幕還真是挺牛逼的。冷靜下來想想，如同21世紀那個喜歡死磕的女記者王思璟所言，作為媒體人，使用「內幕很可怕，不細說」這種故弄玄虛的說法，不負責任，且觀感非常差，跟「不轉不是中國人」一個級別。沒說清楚是哪家企業，一棒子打翻一船人，也許帶來的是對整個行業的毀滅性打擊。

趙普事件至今還是羅生門。有人說他是把央視壓下去的報導爆出來了，也有人說他是把央視正在做的調查新聞提前泄密。如果是後者，那趙普就屬於嚴重違反職業道德。總之無論如何，趙普後來那一句「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讓人聞到了濃濃的矯情味道，把自己包裝成一苦大仇深的英雄這事兒讓人覺得有點不爺們。

陳若兮同學和趙普一樣憤青。面對社會道德失衡和不公正，義憤填膺；面對黑惡勢力的挑戰乃至推倒，堅貞不屈——這大概就是楊佳琪們所理解的「新聞理想」吧？可你怎麼知道，義憤不是和義和團一脈相承呢？怎麼知道，當義憤者從在野大屌絲變成了在朝白富美，就不會搖身一變成了太平天國和李自成呢？

義憤本身是一種可疑的情感，把義憤和私憤結合起來就更是大忌，所以陳若兮最終是被自己玩死的。她不是為了新聞理想頭破血流，只能說她是為了職業理想頭破血流——這個職業理想，和慾望、掌控欲、野心有關，和公平正義真相無關。


穿越虛榮之門

我一直在想，是什麼吸引著很多媒體人一直在堅持下去。也許是那種參與時代進程和親臨現場的刺激感，也許是能和許多牛人面對面傾談的寶貴機會，也許是能夠走南闖北增長見識練就一番高談闊論，也許是能夠探索某個事件內在規律和真相的成就感，也許就是上文提到的那種義憤感和社會責任感，也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報酬……總而言之，真正能夠和這個行業內在共鳴的人，一定是需要生命豐富的體驗和強烈的存在感的。

但後來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克服以上種種因素帶來的虛榮感。有時這種虛榮感會用一種文藝的方式來表述，比如「進入某個人的生命」。漸漸地我開始討厭這種文藝腔。其實大部份媒體人，根本沒有進入採訪對象的生命，即使你跟隨他三四天，和他同食同宿，你仍然是個陌生人。你甚至不如一個推銷員、一個商務合作夥伴更深入地進入他的生命，因為那是真刀真槍的人性過招，而不是彼此帶了溫情面具的旅途陌生人交談。

記者和採訪對象交往總是帶著任務的。片中陳若兮和莫小渝酒醉交心時，鏡頭的角度讓我我覺得她手中握著錄音筆——這是工作的真相，即便稱兄道弟，她所說的每一句話依然可以成為呈堂證供。但導演最終沒有如此處理，大概是他不想把一切呈現得很邪惡。
有時候想想，我不知道自己在這個行業里能堅持多久。曾經滿足虛榮心的種種，如今並不能和健康的損耗收支相抵。可怕的是我寫東西也開始帶上了職業病——比如，習慣性地使用小標題。語言風格一會兒公知一會兒五毛，說著說著就開始端起來。也許不久的將來，我會患上失語症。


回想《搜索》三個瞬間印象至深：高圓圓扮三十年代大明星令人無法呼吸的美；姚晨在電腦前發現葉和男友的戀情催肝裂膽的驚愕；但最震撼的還是王珞丹在片尾的蛻變和逆襲，彷彿一夜之間從蘿莉成長為御姐，犀利異常，勢不可擋。也許每個媒體人生命中都有過這樣的瞬間，美若蜜糖，毒若砒霜，又隨著沉重的現實生活，漸行漸遠，糾纏撕扯，或鳳凰涅槃，或羽化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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