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衛膠片裡70年代無法把握的人生

顧長衛的三部作品《孔雀》、《立春》、《魔術外傳》（最愛）說著三段在時間上相互承接、順次發展的故事。《孔雀》發生在70—80年代，《立春》發生在80—90年代，而《最愛》是在90年代至今的時段。如果能找到什麼貫穿著三段故事的靈魂，那當屬捉摸不透、無法把握的命運。

在任何國家，個人命運總是會受到政權影響，但在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國家機器的指揮作用無法滲透進社會的每寸肌膚，影響每個人的人生軌跡。所以類似《藍風箏》、《活著》這樣的作品膚淺就膚淺在把人命運的頹唐完全歸咎於政府的罪惡。顧長衛對此則拿捏的比較準確。1949年後，一次又一次出於鞏固政權和洗腦作用的政治運動讓整個國家陷入晦暗的天地，到了1971年「七一三事件」後，民眾對革命出現普遍的質疑和疲乏（見《八九點鐘的太陽》卡瑪韓丁對李南央的專訪）。這也就是為什麼《孔雀》里除了解放軍，人們看起來都很無精打采。

在政治高壓的70年代，人的命運可以卑賤到怎樣的地步？隨風飄蕩的命運可以飄蕩到怎樣荒蕪的遠方？天生理想主義的姐姐初次萌生了對解放軍的崇拜愛慕之情。在那個年代，面頰紅潤、體格健碩、精神抖擻的解放軍可能是整個國家對這個群體，或者說是對政權對革命的想像。很快她陷入無法自拔的相思，為了他決定三軍，不惜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偷家裡的錢。很快夢想破碎，忽然間現實像條繩子從天而降將它捆縛。她選擇為了一份工作草草地將自己嫁掉。我始終忘不掉她坐在那個男人的自行車后座、拎著幾瓶白酒，含著眼淚拐過街角消失的鏡頭。那好像是大部份60、70年代人的命運：被革命貽誤的一生，被愚昧貽誤的一生，被國家束縛的一生。但你又能去怪誰？怪一個虛幻的政府？如今它已經慢慢地將自己與過去割斷。好像在告訴你我已經改了，過去的欠帳我不會再算了。亦或是社會的混亂、教育制度的混亂、貧窮和飢餓？這筆糊塗帳好像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慢慢被時間沖刷，到後來，那輩人開始滿足於自己的現況：老小說穿老大穿剩的衣服已經是段美好回憶了；老大說把上學的權利讓給老小，那是應該的，我總得聽命家人。手心手背都是肉，弟弟妹妹有學上，我去參加工作，如今也能養活一家人。只是偶爾想起來還是發自心裡的酸楚，但已無處宣洩。

革命帶來社會秩序的混亂，今天可以出於個人矛盾把一個鄰居告發成右派，明天全校優秀學生組織去看反革命罪犯槍決大會。好像那個時代倫理變得很混亂，基本的生命權都無法保障。在那個時代，有善良互幫的好人，也有壞到徹底的惡人。在那個年代一點善舉都能放大到永生銘記，任何惡性都會令人放大對它的不齒。善良的哥哥頂著智力障礙的大腦終日遭到愚弄捉弄：穿著汗衫被關進冰庫、被弟弟妹妹下毒、被家人殘害、被工友捉弄毒打，最終只能和有身體缺陷的人結合，開個餛飩攤，起早貪黑的勞作，生活就這樣過去。不管外人看來有多辛酸，哥哥並不清楚自己的痛和命。哥哥如一張大白紙，被塗鴉甚至捅爛，照著那個社會的荒誕和壞。

弟弟屬於最特立獨行的角色，有點混混的味道。懦弱的弟弟胸無大志、自私、遊手好閒，但也沒什麼大毛病。直到有一天他發現這個家他不能再呆了，之後消失了很多年。終於有一天他還是回來了，缺了個小指，還帶回了瓢潑的媳婦和一個孩子。值得一提的是父母親在這麼多年間並沒有尋找，好像連哭都沒哭過。

所以《孔雀》說的是70年代社會轉型的中國社會，逐漸褪去革命外套，理智開始壓倒性的在社會恢復。當我們在回望70年代，覺得一切都很荒謬，黑白顛倒的說不清好與不好。一切都是虛幻的，革命是虛幻的，正義是虛幻的，道德是虛幻的，所以在最後姐姐又碰上了那個和他擦肩而過的傘兵：穿著破舊的工人制服，面色憔悴，干嚼著饅頭，一副小市民的樣子，早沒了當年的風采。那個敲鑼打鼓喧囂的時代就這樣一去不返，揉碎了大多數人的命運。

70年代之後，痛不痛只有自己最清楚。愛情沒了，命運破碎了，只剩下婚姻搭成的危房，他們在那裡小心的避著雨，沒有力氣再去抗爭，也就再也沒有追求和失去。不論你是否曾經懷揣著夢想，是否是追隨者革命腳步的進步青年，無論你是頹唐還是積極，無論你是清醒還是糊塗，最後都只是在那個城市，冬天裡看鐵窗後孔雀的那一家人。只不過你們都以為孔雀不會開屏所以離開了，卻錯過了你們意料之外的開屏。70年代，幸福就這樣和那些人擦肩而過。像那個有些沉悶的小鎮冬天，再也不談過去。立春只是一年一次的時節，無論你期待與否，它終會來，也終會去。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