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抄·論·評】救贖的暴力——Žižek談Fight Club

《搏擊俱樂部》是好萊塢電影非凡的成就。電影裡患失眠症的主人公根據醫生的建議，為了體會什麼是真正的痛苦，開始參加睪丸癌患者的互助小組。可是，他很快就發現這種愛人如己的訓練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主體性定為上的（即必須具有一種窺視癖式的同情心），所以他就加入了另一種更為極端的訓練。在一次航班上，他遇見了泰勒，這位極具個人魅力的年輕人告訴他充斥著空洞的消費文化的生活是失敗的，並且告訴他一個解決方法：那就是他們互相毆鬥，把對方打成肉醬。這種做法漸漸地發展為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全國的酒吧地下室都開始舉辦下班後進行的拳擊比賽。這項運動很快就被政治化了，轉變成針對大公司的恐怖活動。在電影中段，有一幕傳達出難以承受的痛苦，可算是大衛·芬奇導演的電影裡最奇怪的片段，也預示著影片結尾處奇異的轉折：為了敲詐他老闆，可以不工作就拿錢，影片主人公在他老闆的辦公室裡對自己拳打腳踢，在樓里警衛進來前把自己打得頭破血流；當著他的尷尬的老闆的面，影片主人公把老闆對他所抱有的進攻性慾望發洩在自己身體上。
這種自殘代表了什麼呢？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和真正的他者重新建立起聯繫，也就是說，要改變資本主義主體性的抽象的冷漠狀態，這種狀態的形象代表就是坐在電腦前面和全世界進行交流的獨立個體。和那種與他者保持距離的人道主義同情心正好相反，毆鬥的暴力就意味著這種距離的消除。雖然這是一種曖昧冒險的策略（很可能會退化為對建立在男性同盟基礎上的法西斯雄性暴力原則的支持），可是我們不得不冒這個險——因為除此以外沒有其他從資本主義主體性里突圍的方法。所以《搏擊俱樂部》教給我們的第一課是沒有人能直接從資本主義主體性進步到革命的主體性。首先要冒這個險打破把他人抽象化，拒斥他人，對他人的痛苦視而不見等慣例，才能直接觸及他人的苦難——因為這種冒險要粉碎我們身份的核心，就一定是極端暴力的。不過，這種自殘還包含另外一個層面的意思：主體通過把自己等同為糞便般的賤物，就站在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一邊。純粹的主體只有通過這種最極端的自我否定才能顯現，所以我要讓/激別人把自己揍出屎來，清空我原有的內在本質，和任何能賦予我一點點尊嚴的話語資源。因此，諾頓飾演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在老闆面前揍他自己的時候，要傳達的資訊是：「我知道你想揍我，可是你瞧，你要揍我的慾望也是我自己的慾望，所以，如果你想揍我的話，你就成了滿足我的變態受虐慾望的僕人。可是你是個懦夫，不敢將願望付諸行動，所以我就代你做了——你的慾望滿足了，還有什麼可尷尬的？你還沒準備好接受這個事實嗎？」這裡的關鍵是夢幻與現實間的差距。老闆當然不會真的去揍諾頓飾演的第一人稱敘述者，他只是有這種暴力的幻想而已，諾頓飾演的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自毆之所以令人痛苦就因為他揭示出了老闆永遠也不會付諸實踐的幻想。
矛盾的是，這樣一幕暴力的上演正是解放我們的第一步。通過這一步，奴隸對他主人的情慾性依附昭然若揭，因此奴隸和他的依附感之間的距離減至最小。在純粹形式的層面上，自毆表明了主人的地位實際上只是名義上的：「誰要你來恐嚇我？我自己就能做！」因此只有通過自毆我們才能獲得自由：真正目的是把自己對主人的內在依附感揍出去。影片結束時，諾頓飾演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對著自己開槍（但沒死，擊斃的只是「他體內的泰勒」，也即他的另一個自我），這樣他就把自己從毆鬥的雙重鏡像關係里解放出來。在自我攻擊到達高潮時，它的邏輯就自我消解了，諾頓飾演的第一人稱敘述者不必再毆打自己——現在他可以攻擊真正的敵人（即體制）了。偶爾一些政治示威遊行也採用同樣的策略。當警察攔住遊行隊伍要採取暴力行動時，使情況發生驚人大逆轉的方法就是遊行的人們開始互毆。這決不能給虐待狂目擊者帶來快感，受虐狂的自我折磨反而挫敗了虐待狂，剝奪了他對受虐狂行使的權利。虐待狂需要的是一種掌控的權力，而自虐正是擺脫這種掌控的必需的第一步。當我們受控於某種權力結構時，它對我們的控制總是通過情感的投資來維持的：控制本身就產生過剩的快感。控制總是體現在一系列的「物質性」身體實踐上的，所以我們不能僅僅依靠智識的反思來擺脫控制——我們的解放必須通過某種身體行為才能得以實現，並且，這種行為必須看起來是「受虐狂」性質的，必須通過自毆的痛苦過程才能得以呈現。

摘自齊澤克《夢幻的暴力》一文
見徐鋼主編《齊澤克跨文化讀本》p138-140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36526/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