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的殘酷，殘酷的溫柔

在墨爾本國際電影節上看完哈內克的《愛》（Amour）好多天了，腦海里一直揮之不去；但想要為它寫點什麼來舒緩胸中的情緒又實在太難。哈內克的鏡頭太冷靜、冷峻，兩位主演，82歲的簡-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 （Jean-Louis Trintignant）與85歲的埃瑪妞•麗娃 （Emmanuelle Riva）的表現太真實、太殘酷，任何評論似乎都將陷於片中丈夫喬治對女兒艾娃質疑的反詰：「你的同情於我無用」，或「若有更好的選擇，你願否親歷親為？」

在《愛》中，特林提格南特與麗娃扮演一對廝守一生的退休音樂教師夫妻喬治與安妮，他們的和諧與相洽是哈內克從最開始就致力建立的故事前提。他們在音樂會後與友人的寒暄，他們回家時發現公寓門鎖被撬的家常對話，他們慢吞吞行動遲緩但彼此照應的種種細節都讓人對這對老夫妻產生出不由自主的親切感。直到安妮被檢出動脈栓塞，手術失敗，喬治成了安妮的「護工」，二人生活從此開始質的滑坡。

身體機能的衰退，頭腦記憶的衰減、人格尊嚴的喪失，種種這些老年生活的尷尬不是沒被搬上過螢幕，但哈內克的鏡頭手法卻摒棄了任何出於禮貌或同情的掩飾，將一個個叫人不忍卒睹的細節放大聚焦在觀眾眼前——喬治支撐安妮挪上輪椅的沉重，安妮一階段又一階段的機能退化，喬治的耐心與失去耐心的憤怒……這些細微卻無從逃脫的生活瑣事與時光渣滓奠定了人生暮年的青灰現實，此上子女與父母的關係，護工與病人的關係，夫妻之間最後愛意的表達，都進一步加深了問題的複雜度，使任何質疑或價值判斷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透過哈內克的鏡頭觀察喬治與安妮在生活中與人格上的緩慢解體，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無恥又無能的偷窺者，是殘酷的一份子，是與現實一起剝奪他們生命尊嚴的幫兇；但逃避又並不能對問題的實質產生任何改變或幫助，而同情只不過是虛偽的代名詞，是懦弱的遮羞布。

喬治的女兒艾娃曾兩次質問父親「怎麼會這樣」，「不應該僅僅這樣」，但陷於自身生活爛攤子喘息不暇的她再怎麼關心、關切也不可能代替喬治打點安妮的日常生活，更不可能代替安妮承受病痛、對抗衰亡。片中喬治曾做過一個噩夢，深夜的公寓一片鐵青，裝修未盡，走廊里泡滿冷水。喬治在被不可名狀的東西扼喉的恐懼中驚醒，這既是敘事節奏上的一次提升，也是對此後他將面對困境的預示。這種鐵青，與他提早回家發現地板上安妮的畫面之青灰基調是一至的，那是死亡的顏色，是生活強迫喬治接受的終極一擊。

但在這些殘酷而冷漠的鏡頭中哈內克也還是為喬治與安妮留下了最溫柔的一瞥。他與她充滿愛意的彼此苛責或攙扶，他們眼神中的交流與彼此理解，他們藝術氣息濃郁的巴黎公寓，蜜色的畫面主調與鏡頭在油畫作品上的特別停格：寧靜、優雅、安詳。這是殘酷中的溫柔，這也是讓殘酷更顯殘酷的溫柔。在這樣的溫柔與殘酷面前，任何語言都無能為力，任何結論都純屬多餘！唯一合理的選擇只有去看，去看，去理解，去感受！

《愛》中哈內克對細節安排、畫面剪輯與鏡頭掌控都是驚人的。電影開場是個充滿懸念的巴贊式定焦長鏡，老夫妻倆坐在音樂會的觀眾群之中泯於眾人，哈內克完全不對主角是誰進行提示，直到進入第二幕，鏡頭才自然而然地隨著喬治與安妮開始移動。在首次揭示安妮病患的一幕中，哈內克讓二人在早餐桌前邊吃邊聊，喬治在取煮蛋時忘了關水管，水流聲伴著後面的發展強烈烘託了敘事行進的懸疑氣氛；電影結尾喬治緩慢撲鴿子的片段與他寫給安妮的信再次製造、印證了懸疑元素。這種氛圍與節奏的變化對一部建立在生活瑣事基礎之上、全部場景幾乎都在公寓內部完成的單執行緒電影來說十分必要，它使觀眾從一開始就主動進入場景設置，主動參與到喬治與安妮的生活中去，為之後的情感爆發打下基礎。

《愛》的攝影師是戴瑞爾斯•康吉(Darius Khondji)。這位出生於伊朗的法國攝影師曾為羅曼•波蘭斯基、伍迪•艾倫、大衛•芬奇、哈內克等多位大師級導演掌鏡，攝影風格以沉著穩健見長，極善用光來表現場景氛圍與人物心情。不論是《黑店狂想曲》、《火線追緝令》還是《午夜巴黎》，他都能用鏡頭訴說情緒，以畫面的有形表現氛圍的無形。《愛》採取了大量定焦長鏡、緩慢平移與漸入黑暗，在視覺效果上呼應了喬治與安妮的困境；但畫面的主色調又大多偏暖，明亮而安詳。這種對比貫穿始終，與觀眾的情緒一起無法安放，沐浴在最溫柔的殘酷之中。

喬治在安妮的病種給她講了好幾個童年的故事，其中一個有關喬治小時候看電影的經歷。喬治說他已想不起來電影拍的究竟是什麼，但清晰記得當時向人複述電影內容時自己情緒的翻湧激烈。我猜測這是哈內克自己的童年經歷，也猜想這是他給予觀眾的某種暗示——《愛》並不停留於螢幕上的細節展示，它需要你觀看、嘴嚼、體驗，體驗生命里那些溫柔的殘酷，體驗殘酷中也包裹的溫柔。它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你的與我的，現在的與未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