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超越與《十三釵》的偏移

這篇關於《金陵十三釵》的文字是看完影片首映時寫的，當時發在部落格上。最近又看到，其實結合後來國內外影迷對於《十三釵》的反應，以及影片在票房和奧斯卡征程中的表現，半年多之後的今天，其實有一些新的東西可以再說說。但是，不想再寫了，懶省事兒只把當時寫的這段文字轉帖過來，一座存檔吧。

張藝謀的超越與《十三釵》的偏移

《金陵十三釵》，我是15號晚上看的。看完從國貿坐地鐵往回趕，一直到下地鐵乘自動扶梯從地下來到了地面，猛地被清冷的空氣和寒風一吹，才從觀影的情緒中將自己拔出來。確實，《十三釵》從頭到尾的氣氛都太沉重了，太壓抑了。從開頭整個南京城被幾乎不見天日的陰霾和煙塵整個籠罩，到日本兵向躲避著百姓和學生的廢墟開槍和亮出刺刀，從這些地方開始，沉重和壓抑的氣氛充滿整個影片，甚至從螢幕中蔓延出來充滿整個放映廳。這沉重和壓抑卻並不是那種可以讓你傷心痛苦進而大哭的那種，而是你想哭卻又哭不出來，想罵卻又罵不出來，於是就那麼一直憋在心底、胸口，憋得難受。
 
回到宿舍，我在對《十三釵》的短評是這樣說的：《十三釵》，簡單地說：絕對值得看；稍微誇張點兒說：在我看來，這是華語電影進入大片時代以來近十年里最好的電影——當然，如果你認為近十年來的華語電影都是垃圾，沒有一部值得看，那就當我這句話沒說——即使與波蘭斯基那部悲天憫人的《鋼琴師》相比，也並不遜色多少。
 
是的，我的確認為《十三釵》是近十年來最好的華語電影，當然，如果《最愛》上映的是那個傳說中的比公映版長50分鐘的導演剪輯版的話，我也許會認為《最愛》更好一點兒。我認為《十三釵》好，但今天我還是要談一點兒它的不好之處。這並不矛盾，我談它不好的地方，是在認同它好的前提下談的。
 
在《南京！南京！》中，陸川嘗試運用日本兵視角呈現南京大屠殺那段沉痛的歷史，這是一種突破，但《南京》的結尾卻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俗套。陸川嘗試了一次突破，但這種突破的效用和時間著實有限。我不知道陸川是否受到了國外戰爭題材電影的影響，或者說是啟示。在經典的《美麗人生》中，大導演羅伯特·貝尼尼是通過表現歡笑和美好來表現戰爭的殘酷、父愛的偉大和人性的美好的。在《鋼琴師》和《竊聽風暴》中，導演表現「惡」人存有的善念——軍人幫助了鋼琴師，竊聽者保護了作家，以此來表現人性之美和戰爭之殘酷。在中國，雖然我們有漫長而殘酷的戰爭史和被侵略史，但我們似乎還沒有這樣類似的影片產生。這是因為我們作為被侵略者在戰爭中所受到的傷害實在太深。陸川的突破意義也許正在於此，雖然他並沒有完全成功，但他還是讓我們看到了那段血腥和殘酷的歷史，同時，他試圖並不使自己僅僅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試圖使自己可以站在審視和表現戰爭對於整個人性的傷害上。
 
同樣是表現南京大屠殺那段歷史，張藝謀則完全不必面對這些宏大而艱難的命題，因為在《十三釵》里，戰爭和那段殘酷的歷史是作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的。但張藝謀要表現的是人性，是超脫和理解，是拯救和被拯救。當不是神父的神父成為神父，當不是烈女的烈女成為烈女，所有的一切就都擺在了我們面前，也擺在了歷史的面前。
 
在《十三釵》中，張藝謀的超越在於開頭和影片進行到1小時左右時的那兩場戰爭戲。這兩場戲，讓我們看到張藝謀對於第一次拍攝的戰爭場面居然也可以把握地如此老練、準確。於是佟大為扮演的軍官死去的時候，不能不讓我們以為也許這才是影片的高潮。
 
然而，我們都知道，既然整個戰爭某種意義上都不是《十三釵》的主線，那麼兩場戰爭戲又怎麼可能成為故事的重頭。所以，戰爭戲雖然精彩且令人驚嘆，但卻也正表明了《十三釵》在主線上的偏移。《十三釵》的主線在於妓女和學生們的相互和解和信任，這是一種漫長且細膩、微妙的情緒和情感變化。然而，這兩場精彩的戰爭戲不能不說有點兒奪去了主線的光彩，當然，如果去掉這兩場戰爭戲，並以更大的力氣表現女人和學生們之間從敵視到和解，進而到女人拯救學生這一主線的話，影片估計就會變得非常悶了。某種程度上，波蘭斯基《鋼琴師》也許就會有不少人覺得悶，但那無疑是一部好片子。
 
張藝謀的超越還表現在對於光和色彩的運用上。當然，張藝謀是攝影出身，而且即便到現在，也許仍然可以說他是中國電影界數一數二的攝影師。同時在服裝造型上，以張叔平坐鎮，在國際上也是排得上號的。但，你不得不佩服的是張藝謀讓整個南京城都籠罩在近乎不見天日的陰霾和煙霧中，這是一座充滿死亡和壓抑的城，恐懼似乎佈滿整個大地，沒有邊界，要想從中逃離，你可以設想會有多大的危險，進而需要多大的犧牲。這些暈白色的霾讓我聯想到《失明症漫記》中的那種失明/光盲之後看到的顏色，光明似乎就是以這樣一種讓人不知所措又看不清楚摸不踏實的形式存在的。
 
與這些陰霾的煙塵相對的是女人們鮮麗的旗袍和大教堂窗戶上的彩色玻璃。最後，彩色玻璃被子彈擊穿了，被打碎了成為女人們的防身武器，鮮麗的旗袍被脫下來，置換為暗色調的學生服，南京城似乎再也沒有一抹別樣的顏色了，到處都是那種佈滿天空和城池的「光盲」的灰白。
 
這裡也許還必須提到在影片中似乎只稍微清楚地看到過一次的太陽。在貝爾飾演的神父帶著真正的神父收養的陳喬治接受雨墨的請求去尋找逃跑回妓院取琴弦的兩位女人時，在晃動的鏡頭中曾出現一晃而過的太陽，但這絕不是拯救和光明的象徵，因為緊接著的事情我們已經看到了。
 
《十三釵》的故事敘述是以書娟的旁白講述為口吻，以書娟的凝視和觀看為視角的。影片開頭日本兵亮出刺刀刺殺躲在廢墟中的學生和百姓，是通過躲在管道中的書娟的眼睛看到的；妓女們翻牆進入教堂，也是通過躲在窗玻璃前的書娟的眼睛看到的；還有佟大為之死，貝爾和雨墨在大廳的多次談話……張藝謀選擇一雙尚還單純的兒童的眼睛去表現整個戰爭的殘酷和人性的轉變和掙扎，似乎是為了讓我們看的更清楚，因為這樣的眼睛中更少雜質。但這樣的選擇，卻也同時使得女人和學生們之間關係和情感的轉變表現得似乎多少有些粗率和輕易。
 
在故事主線之外，影片另一個更深刻的命題是：妓女和女學生是否不同？如果沒有，怎麼能夠用妓女的命去換女學生的命？影片中，貝爾提出了這一令人糾結的問題，但僅僅是以陳喬治一句「沒有別的辦法」就輕易地滑過了。電影本身沒有給出更多的思考和解釋，是因為無論是張藝謀自己，還是整個電影，都是無法對這一問題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的，這樣的問題必須留給每一位觀眾自己去思考。但在留給觀眾之前，影片對於這一問題的追問實在太過短暫且無論如何都說不上深刻，因而很可能使得這一厚重的命題輕易地就從觀眾眼前滑過了，而並沒有經過過多的思考。在我看來，這是影片的有一個稍顯不足之處。
 
另外，在故事敘述上的小傷也有不少。影片開頭，用了大量的鏡頭和場面呈現學生們被追擊和逃跑的過程和艱難，但女人們的出現卻似乎從天而降，多少讓人不可理解。書娟在逃跑的過程中丟掉了一隻鞋，而拿著大包小包、穿著旗袍的女人們卻無半點兒塵土和喘息地就出現在了教堂門口。這當然是為了說明女人們的成熟和老練——這也是玉墨決定用女人代替學生時對其他女人們所說的那些話的意思，但即便如此，還是讓人多少覺得難以置信。再有，影片最後，對於女人們命運的交代上，在陳喬治被化妝成女人之後，站在遠處窺視的書娟，旁白聲說：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陳喬治。這應該絕不僅是暗示陳喬治的命運，因為陳喬治是和其他女人們一起的，交代一個人的命運就是所有人的命運。但最後，書娟的旁白聲里又說：我以後再也沒有聽到關於這些妓女的消息。同樣一群人物的命運被交代了兩次，在電影中，這當然不能被理解為有意的強調，而只能是導演的疏漏。同時，在學生與妓女達成和解、彼此信任之後，相互之間的稱謂也已經變為「姐姐」「妹妹」，而在這裡，書娟又稱呼女人們為「妓女」，顯然也是影片疏漏的一處細節。
 
最後，電影最大的亮點，也許在於張藝謀給出的結尾方式，或者說是影片的結束時間點。電影結束了，貝爾帶著學生們走出了南京，卡車行駛在大路上，前方似乎沒有任何阻礙。我們甚至可以想像他們即便沒有去安全區，也將會是到達安全的地方，我們不知道的只是貝爾和學生們在卡車停下之後的命運。而，女人們呢？她們的命運呢？我們甚至都不知道該怎麼去猜測？從影片中女人替換學生，以及最後小蚊子害怕地不敢上日本人的卡車大喊「我不是學生」，我們似乎可以猜測這些女人將要面對的事情絕非只是唱唱歌那麼簡單。而，書娟最後的旁白似乎也暗示了她們的結局是死亡。但作為觀眾，我們真的願意接受這樣的設想嗎？我想很可能不會。我們設想到這樣的結局，但我們又有點兒不願相信，不願就此去說服自己，我們也許會想「如果就真的只是唱唱歌呢」？那麼唱完了歌，她們又會怎樣呢？我們希望她們能逃離，能有好一點兒的結局，但戰爭的殘酷和日本兵對於另外兩位女人的惡行又使得我們並不能就此說服自己。我們就在這種矛盾的糾結中猜測和希望著這些女人的命運。
 
這裡，我們就應該感謝張藝謀，感謝他在這裡結束了電影，而沒有再往下敘述，也沒有以字幕的形式給出每個人的命運和結局。我們在這種猜測和說服，設想而又不願如此的糾結中回味著整個故事。
 
這是一部女人的戲，但男人的加入使得影片多少有點兒偏離主線——雖然戰爭戲真的拍得乾脆俐落很是精彩。最後，期待張藝謀下一部片子。（事實上，多麼希望他拍《白鹿原》，最後卻是王全安拍，雖然王全安也不錯，是他那一代導演裡的佼佼者，但《白鹿原》最合適的導演真的是張藝謀啊。）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