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導演澤維爾·多蘭的專訪 Entretien avec Xavier Dolan （渣翻譯encore +-+）

Q: 這部電影你的靈感源自哪裡？
X: 拍完『我殺了我媽媽J』ai Tué Ma Mère 』以後，我們回到蒙特婁，在鄉下。我們與團隊裡的幾個技術人員一起坐車，Anne Dorval 安妮·杜爾瓦勒（媽媽的扮演者）那時同我在一起。我們聊些有的沒的，其中一個人傾訴她的一段過往的感情經歷：有天晚上，她的伴侶告訴她，他想要變成一個女人。我猜想,這樣的變故，儘管對於每對夫妻和個人無疑都有所不同，但不是她獨有的遭遇。但是從她的語氣、情緒、對秘密的坦然，我想像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他們在一起的過往還沒有被完全抹去，重新拿出來探討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可能。我當晚回去後寫了30頁。我明確了影片的主題和結尾。一切很快都有素後，我慢慢寫出來，在拍攝的間隙，有時候晚上，在南美的期間，總之一切有可能的時候。

Q：像『我殺了我媽媽J』ai Tué Ma Mère 』或『幻想之愛Les Amours Imaginaire』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嗎？
X: 是，也不是。首先我不是變性人，這是一。是的方面，歸根結底，因為如果沒別的，到目前為止我的所有電影都帶有自傳性或個性。老實說，在我的電影裡我不大可能排除自我因素。另外我也真的不相信電影可以完全獨立存在。電影有它的訴求沒錯，但導演總是多少會帶入一點自我在裡面。我呢可能有點冒失，我往裡加了一噸。可能會讓人覺得自戀或自我中心，我無所謂。我拒絕理會那些不了解你的人的說三道四。我不是沒有反擊過，只是到現在這個時候，我的反應都是私下裡的，聽到認同的呢就舒服，聽到偏見呢就不大舒服，而不是不加掩飾地直面它們。實際上，看過我片子的人對我都會有各自的理解。如果我決定拍電影，自己參演只是為了好玩，怕別人忘記我。所以啊，我理解一些導演愛喬裝打扮的行為，是由於天性中害怕被忽視。這就是為什麼我感覺，每部電影都帶有一定比例的自傳性質。因為沒人會蠢到放過這個留下自己印記的好機會。我們為了不讓自己的記憶消失，把它出賣給一個比本身更大的集體記憶庫，而放棄了本該延續的現實生活。一部電影又一部電影，我們越來越難以回去，我們在這上面打轉。不久以後，在電影裡只能講電影的事了。

Q: 三部電影以來，你選擇了一個擁有許多資深藝術家的的製作團隊來保證電影的品質和視覺效果，也導致了成本的提高——預算比初期漲了8倍——是誰推動你進入這個高手如雲的圈子的？
X:（與他人）無關，與才華橫溢的人合作，想想就很興奮。無論是演員還是技術人員、藝術家、攝影師，他們謙遜或是高尚與我關係不大，我在意的只有他們的天性、品味和才能。從一部電影到另一部電影，我們在構建一個團隊，有的人離開有人留下。我很早就想與製片總監Yves Bélanger一起工作了。他是個藝術家也是瘋子，健談、激情洋溢、有學問。我倆很合拍。佈景師Anne Pritchar，多麼富有創造力而且精益求精。她同帕爾馬人Louis Malle一起工作，我再放心不過了。還有François Barbeau 他為電影定做了十來套戲服，完全是我要拜師的巨匠。這些行家可以分享許多經驗，被他們嚇得不敢出聲是很傻的。我們團結協作，一部電影才能被搭建起來，從整體到角角落落乃至每一個最小的細節，慢慢來改善。我很清楚自己在各方面並不比同齡人出色多少，只是實話不開玩笑。我也擔心一個25歲哪怕30歲的導演會不堪重負。與Avec Bélanger, Pritchard, 還有 Barbeau一起，無疑智慧和經驗足夠了，還有我們必須相互傾聽和協作。

Q：你對這個作品的影響有哪些？
X: 為了籌備這部電影，我在MOMA（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商店、在紐約和蒙特婁的書店購買了十來種期刊、畫冊、影集，在Amazon和Ebay上訂購用來研究戲服的資料和時尚雜誌。總體上像Nan Goldin，還有一大串我可以報出來的攝影家的名字。還有馬蒂斯、塔瑪拉·德·蘭陂卡Tamara de Lempicka、夏加爾、畢卡索、莫內、博斯Hieronymus Bosch、修拉、蒙德里安（取景）、克里姆特（顏色編碼，某些電影時期的統一色調；褐色時期、鍍金時期、淡紫時期）。
    在電影當中，我有一個很快而精準的對《慾望號街車》裡的馬龍白蘭度的致敬。我最喜歡反覆使用特寫鏡頭，像戴米Demme的《沉默的羔羊》（淺景深、注視鏡頭、監視感、高度的逼近）。從對節奏和敘事的野心上，我有意要追隨卡梅隆Cameron 和他的《鐵達尼號》。從各方面講，所有我讀過的、看過的、從以往給我靈感的字句中領悟的，即使有些不是我的菜，也很正常。所有這些美的、感人的、出彩的，理論上應該能夠自然地激發我們的想像和言語。而我一點也沒有糾結其中，因為我知道這些給我靈感的，並不影響我而是觸動了我。無論是由於對一件事物的傾慕而被其影響，還是由於我們的世界觀、視角、語言、生長年代、價值觀、所受的創傷、各自的幻想對事物造成的偏見，一切時間中的幻象都會越來越明晰，有的東西實際是截然相反的。在這些情感的偏見中，我們很難得到原始的靈感，這是一種想像力的『阿拉伯電話』（阿拉伯電話téléphone arabe，指一種口耳相傳的遊戲，我們會發現最後被傳話的人講出的句子與最初的發話相差千里）。不論如何，這些都是我做的。
   作為一個電影人我有很多渴望，但我從不打算自創一個風格或思想流派。自1930年以來，該有的都有了。重要的是什麼？我的工作，我決定了，是要講一個故事，好好地去講，然後把這個故事合情合理地佈置在戲中。餘下的（風格、流派），無論說是發明還是沿襲，都是機緣巧合產生的，表明沒什麼比有個想法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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