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大佬

        歷史文獻上提到的韓國民主過程，與亞洲很多成功轉型的國家一樣，都是一個從威權轉向民主，從混亂轉向有序，從貪腐轉向廉潔的過程，而這個動盪的過程中，也必定有著梟雄的崛起和沉淪。看《與犯罪的戰爭》的介紹和融合韓國轉型期歷史背景片頭，都讓我想起了香港電影《跛豪》，同樣在一個貪腐的年代，在韓國和香港，都有黑幫巨頭崛起，而他們在建立功業之後，也同樣限於內鬥，並最終在政治環境的變化中轉向。一如杜琪峯的電影《黑社會》最後的結尾所言，看起來兇殘而不可一世的香港黑社會們，面對政治上的老大哥勢力也只能忍氣吞聲。

        與香港黑幫電影常常流露的一種義薄雲天的江湖氣和刻意的耍酷不同，韓國的黑幫電影常常帶著原生態的粗魯和直白，甚至有些喜感。在《與犯罪的戰爭》中，崔翼賢身為一個小公務員，過著唯唯諾諾，欺軟怕硬的生活，與同僚一起搞些受賄的事兒賺些外快。當然，在這個利益集團中，他是個隨時可以被犧牲的小角色，在一次被迫出頭的憋屈後，又因為一次意外的與犯罪分子作鬥爭的衝突中，稀里糊塗的走上了犯罪道路。這個過程中的崔翼賢顯得窩囊，無能，但是也表現著他的一些小智慧和小精明，更有小角色下隱忍的一種對命運的不甘和雄心，當這埋藏的雄心遇上同族的黑道老大崔炯培時，他的慾望與志向瞬間被點燃了。二崔的組合確實很互補，至少在他們早期合作如此，影片通過幾場衝突和打鬥，特別在一個俱樂部的爭權奪利過程中，就把兩人的性格特點和資源表現出來。崔炯培作為一路打出來的老大，為人狠而無情，出手重，不怕搞出大事兒，屬於典型的流氓無產階級領袖代表，但是只知道打打殺殺始終只能處於黑幫的初階階段。我們都知道，黑幫的高級階段叫做上層洗白，黑白通吃，雙線運作，如同《教父》中的邁克，始終尋思著將更多的生意合法化。在這個時候，崔翼賢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他雖然是個小角色，但是熟知體制內的遊戲規則，更知道如何打通其中關節，更何況在體制內隱忍已久，培養了能屈能伸的性格。於是，一個有拳頭，一個有頭腦，流氓有文化，文人有暴力，一個看上去很美的組合就誕生了。

        二崔的組合實際上對於一個社會民主化轉型前的社會很有象徵意義，一個腐敗橫生的社會下，官員和違法勢力形成一個共同體，正如崔翼賢的角色，很難說他是前官員？黑幫骨幹？還是官匪勾結的掮客？而在當時，正是這樣的組合讓多方受益，二崔只是其中的代表，剪滅多方勢力，成為當地一霸，甚至還和日本黑道來來往往。這個路徑和《跛豪》中，伍國豪的成就之路何其相似，他與雷老虎為代表的警界、政界勢力一道，製造了香港歷史上一個梟雄的時代。無論二崔，還是伍國豪，卻又有相似的命運，那就是，貪腐橫行的政治環境，為他們盡情的發揮犯罪能量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創業環境」，然而，過於依附於政治環境變化的事業總是危險的，我們常說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是背後勢力的代理人，而在異化的政治環境中，黑道分子卻更像背後政治勢力的代理人，政客不方便做的生意，他們來做；政客不方便掙的錢，他們來掙；政客不方便殺的人，他們來殺，依附於政治，做事兒看起來很容易，但是，傾覆之路也會很迅速，何況他們內部早已矛盾重重。與二崔相比，伍國豪實際上是個狠勁兒和智慧兼而有之的人物，但是自我膨脹之下，江湖氣的幫派管理方式，加之親人的背叛，最終讓他走向失敗。而對於二崔來說，兩人行事方式的差異日漸顯現，在一番打打殺殺後，崔翼賢希望建立秩序，按照規矩來行事，應該說，這種逐步洗白的方式更有生命力。而對於崔炯培來說，這種玩法是他陌生的，是他所不擅長的，看著曾經只是個他下面合夥人角色的傢伙漸漸以有能量的姿態，在幫派自成體系，開始站在他頭上時，崔炯培的反應是激進的。於是，羽翼尚未豐滿的崔翼賢慘遭打擊，只能與昔日仇敵合作以討口飯吃。顯然，攀附上了政治勢力的事業會顯得順風順水，這種高速發展下，個人膨脹和兄弟反目的事兒發生就不足為奇了，何況當他們依附的政治體系發生變化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香港有了廉政公署，韓國來了個「與犯罪的戰爭」，頓時，這些不可一世的大佬們與他們的勢力灰飛煙滅，他們終究只是一群「脆弱」的大佬。在腐敗的政治時期，他們成為官員牟利的同伴，在政治轉型期，他們又成為官員表達革新決心，整肅政治環境的工具。崔翼賢並沒有港式黑幫電影一般的義氣雲天的氣魄，他哪怕得勢之後，也謹小慎微。為了生存和家庭，他可以做出妥協，也可以出賣同夥，他顯得很真實，哪怕成為了大哥，也依然是一種小人物的感覺，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得意，又有著適可而止的冷靜。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最終生存了下來，延續著自己的事業，有機會享受兒孫滿堂的幸福，而在他的內心，對被他出賣的崔炯培的內疚與恐懼，卻依然縈繞在他的心頭。你很難說崔翼賢的人生是成功還是失敗，作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他始終心繫家庭，這似乎也是那個時代很多「壞人」的縮影，在貪腐的年代裡，在環境的趨勢下，「犯罪」的惡的意義被淡化，成為一種跟暴烈的職業而已。於是，太多人在低成本的司法懲戒環境下，走上犯罪道路，而為了有足夠的金錢構築關係網讓他們遠離司法懲戒，他們又不得不把犯罪事業搞得更大，漸漸侵蝕著社會的秩序和穩定。終於，不穩定的秩序導致了民怨，引發了政治變革，最終，這些「壞人」被嚴懲，形成了社會秩序新的穩定，而「壞人」們，或者在這個過程中毀滅，或者如崔翼賢一般，隱忍的生活，留下一個個被後人不斷傳奇化的大佬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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