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要什麼啊？」——轉載《東方早報》林達的長文影評

「你們要什麼啊？」
 林達 發表於2012-09-23 02:13

義大利和阿爾及利亞合拍的《阿爾及爾之役》，是我感覺格外震撼的一部電影，經久難忘。編劇和導演是義大利人吉洛·彭特克沃。

　　《阿爾及爾之役》的成功之處，在於導演吉洛·彭特克沃冷峻寫實的表述手法。這部電影，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自己描述歐洲殖民主義的退敗。

 　　義大利和阿爾及利亞合拍的《阿爾及爾之役》，是我感覺格外震撼的一部電影，經久難忘。編劇和導演是義大利人吉洛·彭特克沃。其實，這是四十六年前的老電影，彭特克沃已在六年前去世。電影在上映當年的1966年威尼斯電影節入圍，儘管如此，彭特克沃還是沒想到會得獎，所以宣佈得獎名單那天，他跑去海灘游泳曬太陽了。結果，突見一大群各國記者衝向海灘，團團圍住了泳裝的自己，才知道自己得了金獅獎。他也獲得該影展的評審人獎。影片還獲得威尼斯城市獎，1972年獲得英國學院獎，也入圍了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

　　這是黑白片，紀錄片風格。現場感、真實感特彆強。它記錄再現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再現了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在世界各殖民地獨立風潮之中，如何勝出。

1830年，一個在今天看來微不足道的外交糾紛，導致法國入侵阿爾及利亞。法國於當年7月佔領阿爾及爾，1831年6月5日建立了阿爾及爾事務管理局。征服遇到頑強抵抗，停停戰戰曠日持久。法國議會對是否要佔領整個阿爾及利亞也拿不定主意。反對派的理由之一，今天大家可能想不到，法國各省種甜菜的議員，不希望新殖民地的便宜食糖衝擊他們的生意。1841年2月，比若被任命為新總督。在此三年前，他還認為阿爾及利亞是「復辟王朝留給法國的一個不祥禮物」，可接獲任命後，他又改變了看法，認為「我們既然在非洲，又打算留下來，就必須全面佔領」，「只有對這一地區全面佔領，才能保持這個殖民地」。從此宣佈自己是個「熱心的殖民者」。就這樣，法國開始全面佔領一個他們完全陌生的文明。當時很多人把非洲看作是徹底的蠻荒之地，其實不然，阿爾及利亞和它的鄰居摩洛哥、利比亞和突尼西亞等北非國家，都是在七世紀八世紀就被阿拉伯人橫掃了一遍、成為伊斯蘭教的征服地。所以它們有輸入了成熟文明的那一面。而這個文明恰好曾經是基督教文明的老對頭。

　　比若的軍事佔領不順利，但正是他開創了歐洲向阿爾及利亞移民的道路。僅1845年至1846年間，就有四萬六千歐洲移民，加上原先的移民，截至1847年1月1日，在阿爾及利亞共有十萬九千歐洲居民。法國人為四萬七千名，其次是逃避內戰和貧困的三萬一千多西班牙人，餘者為德國人、義大利人等等。1848年巴黎爆發「六月起義」和巷戰，法國又把潛在的「危險分子」，那些失業者，安排了新一波移民，在一些不毛之地建立了四十二個農業中心。這些移民勤勤懇懇，農業中心後來都相當成功。

　　到1857年朗東總督上任，軍事佔領就算結束了，但是居民的種族文化局面已經變得複雜。十九世紀末，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搞了一次歸化運動，大批阿爾及利亞人獲得法國國籍。歸化法令還特別規定，阿爾及利亞歸化法國的穆斯林公民，獲准在一定程度下不遵從法國憲法，而在伊斯蘭教的律令下生活。最後並沒有如願全部按計劃推行。

　　1878年，一個意外給阿爾及利亞的經濟帶來巨大改變，法國的葡萄園廣遭蟲災，阿爾及利亞遂替補而上，成為法國的葡萄後院。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經有將近十六萬畝的葡萄園。佔領一百年之後，二戰前的阿爾及利亞的經濟，在二十世紀持續增長。到1938年，阿爾及利亞的葡萄園已經有四十萬公頃。一年內給當地原住民農業工人的工資，也高達三億七千萬法郎，在法國人眼中，這就是「殖民事業的傑出成就」了。但是，在土地分配上，對原住民有許多不公平的政策，例如對各類反叛的處罰，常常都是沒收土地。

　　移民「摻沙子」也在持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阿爾及利亞的人口構成，原住民近五百六十萬，歐洲移民近八十萬，比例是七比一。一百三十年下來，尤其在大城市，如首都阿爾及爾，就有了歐洲移民區和被稱為「卡斯巴」的阿拉伯人區。他們的宗教、文化都有巨大差異，甚至對立。同時，還有原住民和殖民當局合作，或者逐漸被殖民者帶來的歐洲現代文化所吸引，有了一批脫離本土的新阿爾及利亞人。

可是從整體來說，那是一個法國人不了解的民族和文化，內心從未被征服。殖民後的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暗流始終不斷湧動，尤其是，法國自己百多年來就不是一個政治穩定的國家。在1830年法國發動殖民時，還是第一帝國的拿破崙時代。在殖民阿爾及利亞的一百三十年中，法國經歷了三個共和國、兩個帝國、巴黎公社、德國佔領的偽政權和數度革命，每次法國改朝換代，阿爾及利亞都有動盪和嘗試突破。一個典型例子是拿破崙三世，他曾經給阿爾及利亞兩任總督寫信，表達了法國殖民的一廂情願，他想同化這個阿拉伯王國，想同時成為「法國人和阿拉伯人的皇帝」，他想同這個「聰明、勇敢、好戰的農耕民族和解」，以防止他們反對那裡的「少數族裔」，即歐洲移民。可是，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在法國一倒，原住民的比爾人立即掀起獨立暴動，持續整整七個月，和四支法國軍隊進行了三百多場戰鬥，才被鎮壓下去。而其後對暴動的清算都極其過份，大量殃及無辜。雖然大規模反抗後來平息下來，可是殖民政府對此起彼伏、零星獨立反抗「毫不手軟」的清算模式，卻大同小異。

　　這是一個規律，一個以小王國、小部落散居，甚至內部相互敵對的民族，一個大的外來壓力卻可能把他們壓合在一起。法屬阿爾及利亞和英屬印度一樣，他們統一的國家民族意識，是殖民者無意中整合出來的。在法國人的事後「反省」中，就認為自己對異教的陌生，加劇了對方的整合。法國殖民者初初試探後，就放棄了推行當地人改宗基督教的想法，接下來他們發現，伊斯蘭教條不僅是宗教生活的律令，也是教徒世俗生活中的法律。所以，殖民者粗枝大葉地宣佈所有原住民都遵從伊斯蘭律令為法律。這樣，不少如柏柏人這樣起初沒有伊斯蘭信仰的民族，也逐漸因遵從殖民者的要求，而在宗教認同上與阿拉伯人歸作一隊了。

　　實際上，在1892年，總督若納爾就提出，要保證安全，「不在於加強鎮壓，而在於比較公平地對待戰敗民族」。殖民者明白要安撫人心，也很早開始注意原住民的醫療防疫和教育，建立醫療站、流動醫療隊和學校。 應該說，法國殖民當局也在改革。1919年2月4日立法，擴展了阿爾及利亞人選舉、參政、擔任公職和平等稅收的權利。可是，殖民本身是一個難纏的悖論。一個身處陌生文化中的少數殖民者和移民，幾乎難以克服對人數佔絕對優勢的被征服者的恐懼。那是少數人的權力面對多數人的不滿甚至仇恨，而且還是異族。少數人在恐懼下，不斷強化和異化手中唯一可動用的權力武器，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這恰恰可能是惡性循環的開端。所以，改革並不平衡。為了管理方便、迅速鎮壓犯罪（也有鎮壓政治反抗的目的），殖民當局同時又採用「原住民管理法」這樣法治上的不公平處理，把對原住民的某些刑事判決權交給了行政部門，相當於現在中國在討論的勞教判定路徑。隨著法國本身的進步，幾個主要極不公平的「原住民管理法」逐漸廢除，直到1944年才全部廢除，但原住民的怨恨已經積得很深。

　　殖民者的一個同化措施總是宗主國的現代教育，始料未及的是，這樣的教育引出來的常常是權利意識，受教育的原住民要求撤銷不合理的「原住民管理制度」，要求平等稅收，要求議會增加他們的議席。權利意識也很容易轉個彎就變成了獨立意識。但同時，一百三十年的統治，受過良好教育的新阿爾及利亞人也在分裂，也有一部份人認為，殖民非但已經是現實，也是未來，所以，阿爾及利亞的前途和法國的前途緊密相連，他們要求受到作為法國人的同等信任。看看過去的香港，有這樣的想法，也並不奇怪。

 這是一個很玄的互動：殖民當局的讓權、寬鬆和改革，究竟是給了誰更大機會？是給對方合作派提供更多機會，支持和協助殖民政府穩定地轉向本土化，維護對宗主國的忠誠？還是授民族主義一派同自己對抗的平台和武器，合法地擴展自己的勢力、走向獨立？尤其是在一個法治以種族分野、偏頗的國家。例如，伊斯蘭賢哲會就充分利用出版自由辦報，他們在法語報上呼籲穆斯林得到和「三色旗下其他兒子們」的同等權利；在阿拉伯語報上，他們對當下的不平等待遇表示憤懣的同時，也不斷提醒民族的反抗光榮史。

　　法國希望阿爾及利亞人在保證忠誠法國的前提下，歸化為法國公民，希望歸化帶來同化，又很自然隱含著不信任；而穆斯林要求的前提是，歸化後不遵從法國憲法，而是遵從伊斯蘭律令為法律，也自然隱含著對同化的抗拒。而伊斯蘭宗教組織又強化了民族意識。阿爾及利亞的宗教改革內部一直有爭執：究竟是重點為指導信眾修心，還是推動民族主義政治訴求？伊斯蘭賢哲會的領導人本·巴迪斯是後者觀點的一個代表。他堅持要族人強調對宗教、語言和民族歷史的自豪感，認為殖民就是奴役。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絕思想，推動了各殖民地現代獨立意識發蒙，阿爾及利亞也不例外。本·巴迪斯一直在熟練地和殖民當局作政治談判，有妥協、退讓，也有堅持。到1930年代末，獨立宣傳更佔上風，本·巴迪斯認為，在阿爾及利亞，認同自己是法國人的穆斯林都應該謝罪，「因為阿爾及利亞民族不是法蘭西民族……他們有祖國，祖國就是阿爾及利亞」。他認為，同化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我們不願意被同化，同化是不可能的，同化使我們喪失個性。」可他又不是獨立訴求：「因為我們的力量還不足於保衛我們的獨立」，本·巴迪斯說，我們「希望阿爾及利亞在法國保護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但他也希望下一步使自由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突尼西亞一起，重建阿拉伯帝國。本·巴迪斯在1940年去世。

　　1940年6月，阿爾及利亞順著被德國佔領後的法國維希傀儡政府，建立了相應的政府，甚至有個高級官員曾制定了送十萬原住民去法國的德國機構做勞工的計劃，因盟軍登陸才未付諸實行。最先攻入阿爾及利亞的是美軍。但是，阿爾及利亞也有一大批站在法國反抗組織一邊的抵抗力量，他們配合了盟軍。1944年，阿爾及利亞被盟軍交還了戴高樂政權，當政的是臨時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

　　戰後，積弱的法國準備放棄對黎巴嫩和敘利亞的託管統治，給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帶來希望。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領袖早已熟悉現代政治。還在1942年，接替本·巴迪斯的宗教改革領袖費爾哈特·阿巴斯，就領頭遞交了一份《致法國當局書》，呼籲「制定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章程」，以

　　提高各族原住民的自由和權利。但是，沒有得到回應。法國人沒有重視這個宣言。雖然法國人也在改革，放寬了穆斯林歸化的條件，但還是原來同化原住民的思路。在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離開的時候，穆斯林宣稱：「法國已經錯過了一切機會。」

　　1943年2月10日，二十八名穆斯林議員簽署了《對阿爾及利亞人民宣言》，稱盟軍登陸後，包括戴高樂在內的法國各派，只顧在阿爾及利亞爭權奪利，卻無視七百多萬原住民的意願。他們宣稱，他們並不否認法蘭西文化，而正是法蘭西精神和它的自由傳統，給了他們行為和訴求的正當性。他們認為，原住民作為多數的利益一直被犧牲。殖民化過程就是對原住民部落的掠奪，使他們喪失了最好的土地。他們指出，戰爭中，穆斯林也為法國的利益流過血，可是殖民制度始終把他們排除在外。他們不再對歸化和同化政策抱希望，「這只是為殖民化服務，而殖民化就是犧牲大多數的利益，讓八分之一的那個階層過得更舒服」。他們要求一部保障各族裔利益的憲法。

　　阿巴斯提出一個改革綱領：將總督府改為阿爾及利亞政府，部長由法國人和穆斯林各佔一半，憲法由普選的議會制定。也要求法語和阿拉伯語同為官方語言。

　　阿巴斯獲准辦報、組黨，廣泛宣傳「阿爾及利亞國」，也提出和法國形成「聯邦制」的關係。可是宣傳的用詞激烈，民間不解聯邦制理論，解讀下來只是「趕走法國人，獨立」，民族情緒不斷高漲。1945年，首都阿爾及爾等地，發生了一系列幾乎可以預料到的流血事件。當局歸咎於阿巴斯，他被逮捕，但是在1946年3月，當局宣佈不予起訴。五個月後，阿巴斯提出新的自治共和國方案：阿爾及利亞留在法蘭西聯邦內，有自己的政府和國旗，擁有自己的警察和完全主權，境內的法國人和穆斯林，同為阿爾及利亞公民。對外關係和國防，由聯邦政府即由法國負責。

　　這是少數對多數殖民的宿命。大跨越的改革註定不會被立即接受。最後被議會批准的改革，雖有進步，但是在行政管理上沒有變化。議會也不是決策機構，而是總督監督下的行政管理機構。法國人試圖以殖民地政治制度的漸進改革來挽回它的阿爾及利亞逆勢，可是，它的改革相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迅猛的殖民地獨立大潮，總是過於保守，遠遠滿足不了迅速上升的原住民訴求。二戰後，法國殖民政府也在土地改良、建立現代化農業，並在教育等民生方面作出改善努力，雖然限於條件，做的不如預期。例如，在1944年，制定了增加兩萬所學校的二十年計劃，實行五年後，建校速度滯後。戰後人口迅速增長，計劃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

　　就在法國做著長遠改革規劃的時候，危機已經逼近。

歐洲國家在亞非拉有很多殖民地，而二戰結束之後掀起獨立大潮，各殖民地風捲殘雲地紛紛獨立。英國在印度看到無可挽回的局面，及時抽身；而法國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摩洛哥卻晚了一步。這三個國家的獨立運動串在一起，民族主義的激進主張開始佔上風。

　　最早的信號是1954年6月，一群從突尼西亞被趕回國的阿爾及利亞地下武裝，在山區爆發武裝衝突。三個月後被鎮壓平定下去。

　　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政黨本來就不斷分歧。穆斯林本身一直有宗教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對立，因伊斯蘭教特色，爭執必定越出宗教進入政治，例如，在世俗生活中是否開始政教分離，是否給婦女選舉權，等等，都是難纏的議題。

　　山區的暴動事件引起了民族主義的「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黨」的分歧，爭論「是要求立即改革還是解放（獨立）」，是體制內爭取改革，還是認同暴力。分歧最終變為分裂。其中，持獨立訴求的梅薩利·哈吉，決定走地下暴力活動的道路。一個新的組織——民族解放陣線（FLN）就這樣誕生了。

　　FLN 得到埃及和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不僅有道義支持，也有武器。在山區展開了非常殘酷的包括屠殺平民的游擊戰爭，而殖民軍隊的反擊也是過份和殘酷的。回頭去看，阿爾及利亞和印度的有些情況類似，作為老殖民地，在二戰中也有順著法國抵抗力量思路，自然就站在盟軍一方的力量。1945年盟軍大勝，英國看清了繼續殖民印度的難度，順應歷史潮流退出，法國卻決定繼續留在一個顯然難以留下去的地方，繼續殖民統治，也就留在了舊日「反抗－鎮壓」的艱難循環中。

　　本文開篇提到的影片《阿爾及爾之役》就集中在1954年至1957年，非常細節和形象化地再現了在首都阿爾及爾，FLN和法國殖民當局較量的那場「戰役」。可是，所謂的阿爾及爾之役，以今天眼光看，那是對全局造成深遠影響的恐怖戰役，過程觸目驚心。

　　1954年11月，阿爾及爾的FLN發出一號通令，宣示領導地位和目標。他們決心以恐怖戰為手段達到目的，首先是針對自己的社區。以鐵腕私刑的懲罰作為威脅，在阿爾及爾的阿拉伯居住區「卡斯巴」，掃蕩酗酒吸毒妓院和幫派，樹立起自己的威信。1956年6月20日，FLN以暗殺和襲擊警察的一系列行動，開啟了「阿爾及爾之役」。法國的反應是指示殖民當局封鎖卡斯巴的諸多出口，留下的出口建立針對阿拉伯原住民的檢查站，搜查槍枝炸彈。

　　炸彈手都是阿拉伯人，應對必然有族裔傾向，看上去是本能反應，可是，長達一百三十年的殖民統治，阿爾及爾已經有了龐大的以法裔為主的歐人居住區。有針對性的封鎖和搜查，使得族裔對立立即尖銳化。阿爾及爾警察局長並不讚同這樣的措施，可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封鎖之後，FLN利用搜查者對當地風俗的顧忌，就讓婦女運送武器，歐裔區的恐怖襲擊持續不斷，防不勝防，歐裔居民變得驚恐不安。最後，終於在歐裔中出現報復者，月黑無風，幾個人深夜潛入卡斯巴，引爆炸彈，樓塌人亡，阿拉伯平民死傷無數。卡斯巴群情激奮，族裔仇恨再次升級，接下來必定是FLN的新一輪報復。烈性炸藥被滿腹仇恨的女人安放在公共場所，咖啡館、汽車站、機場候車室，受害者同時包括了歐裔和阿拉伯平民。

　　FLN的目的，是以「無寧日」的國家和大規模平民死傷來吸引國際社會注意，並希望國際社會因此認定法國無力維護一個和平社會，必須由外部干預和改變現狀。必須承認，這個辦法確實有效。1955年9月30日，聯合國以多數票，把阿爾及利亞問題列入議事日程。這反過來，又給了北非各殖民地反叛力量極大鼓舞，各地恐怖襲擊劇增。1956年1月起，阿爾及爾恐怖謀殺事件也越來越多，爆炸威力大增。

　　阿爾及利亞共產黨也加入了游擊戰和恐怖襲擊中。殺傷力大大提高，後來在阿爾及爾和郊區發現了能製造衝鋒鎗和大威力炸彈的兵工廠。阿爾及爾平均每天的恐怖襲擊高達四點二次，那是2008年伊拉克首都已格達的恐怖襲擊水平，而當時阿爾及爾的人口不到2008年巴格達人口的十分之一。警力無法應對，局面變得不可收拾。

法國政府仍不肯退讓，遂派出二戰抵抗陣線的英雄，領著正規軍，進駐阿爾及爾戒嚴。恐怖戰爭的特點令他們困擾，這個城市有四十萬阿拉伯人，卻不知「敵人」在哪裡。1957年1月，FLN下令全市罷學罷市罷工，違者以教內懲罰相威脅。法軍強令複課復市，也常常態度粗暴，仇恨和對立更嚴重了。

　　負責剿除FLN的馬修上校也在漸漸適應反恐戰，他終於摸清，FLN是個金字塔結構，每個人只領導下面兩人，這兩人互不見面，他們又發展下面的兩人，層層擴展。馬修的軍隊就從最下層尋找到目標，希望順藤摸瓜往上破局。這又是恐怖組織的特點：FLN成員極具獻身精神，不肯背叛。法軍無奈之下決定動用酷刑。這個過程對阿拉伯社區無疑又是更深的傷害和族裔仇恨的來源。國際媒體也嚴重質疑。但負責「戰役」的馬修上校是軍人思路。對他來說：「戰略決定」是法國政府在做，即「是不是放棄阿爾及利亞」，假如決策者決定「不放棄」，他作為軍人，只能從「技術上」取勝這個「戰役」。馬修上校似乎是有效的，在層層突破之後，1957年10月8日，法軍終於找到FLN最後一個領導人阿裡的匿身之地。

　　電影再現了那個驚心動魄的場面，法軍勸降不成，警告不投降就炸樓。在最後限期的等待中，法軍重兵包圍，那棟樓四週、包括屋頂上，滿是為阿里祈禱的阿拉伯民眾。勸降不成，一聲巨響，漫天煙塵，法軍炸平了那棟樓。阿爾及爾的FLN不復存在。恐怖襲擊停止了，阿爾及爾平靜下來，法國似乎勝了首都的「阿爾及爾之役」。

　　1960年12月11日，平靜了兩年的阿爾及利亞突然爆發全國抗議。

　　電影中再現了1960年的阿爾及爾街頭，突然擠滿了抗議人群，婦女們一起發出阿拉伯人特有的尖利舌音，他們舞蹈著，強烈扭動自己的身軀，最前面是一個女人，舞著，舞著自己，也舞著自己民族的旗幟。法軍的坦克把示威者堵回「卡斯巴」。一個法國軍官，對著他感覺如此隔閡而陌生的人群喊道：「回家去吧！你們要什麼啊！」一片寂靜，突然，一個聲音從人群深處喊出來：「我們要自由。獨立！」

　　在1956年至1957年，阿爾及利亞的預算到達兩億零七千萬法郎。法國以每年增加一百五十億法郎、直至1962年份擔支付一千六百億法郎的計劃在維持。法國人曾經問道：一個在經濟上如此依附宗主國的小國，它怎麼可能獨立？

　　然而，再次經過極為痛苦和血腥的兩年，1962年，法國終於放棄，阿爾及利亞宣告獨立。

《阿爾及爾之役》的成功之處，在於導演吉洛·彭特克沃冷峻寫實的表述手法。這部電影，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自己描述歐洲殖民主義的退敗。

　　吉洛·彭特克沃出生在猶太富商家庭。在比薩大學讀書時，他開始接觸左翼思想。1938年，義大利的反猶勢力越來越強，他隨哥哥去了巴黎，做網球教練，也做記者。在那裡他開始接觸電影，成為著名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的助手，伊文思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朋友還有畢卡索和薩特。就在周圍朋友打點行裝、準備加入國際縱隊、投身西班牙內戰左翼一方的氛圍中，他接受了左翼理念。1941年，他加入義大利共產黨，並且在義大利北部加入了抗擊法西斯的游擊隊，那年他才二十二歲。

　　由於這樣的經歷，對彭特克沃來說，他並非沒有困擾，從整體上，他感覺阿爾及利亞人民反對殖民、爭取自由本身，和自己當年反對法西斯是一樣的事業，游擊戰也是自己參與過的戰術手段。而彭特克沃的智慧，正是看到恐怖主義襲擊方式對平民的大量戕害，他無法解開今天人們都無力解開的死結，卻在電影中表達了對雙方死難平民的深切同情，以此提出詰問。

　　他作為導演忠實還原歷史，立場中性。拍攝電影的時候，阿爾及利亞獨立剛剛四年，整個電影就在原地由當地群眾擔任演員，導演彭特克沃說，在他拍攝最後的抗議場面時，只見這些阿爾及利亞人瞬間進入角色，回到當年，情緒勢不可擋，隨時準備「摧毀一切阻擋他們的障礙」，令他深感震驚。他事後再三強調：我不想站在某一邊，我想描述雙方各有自己的目標。而恰是這種客觀立場，提出了冷峻而引人深思的命題，恐怖襲擊一旦啟動，雙方自然互動，會推動事件發展，隱含無可救藥的邏輯。它深刻展現了歷史悲劇性，也給這個世界未來的各類族裔衝突，提供了更多的視角和思考。

　　目標和手段，目標和時機，大趨勢和具體國傢俱體民族不同個案的處理，都是背後進一步拓展的思考。

　　這部電影也引發爭議，在法國被禁了多年，原因之一是，電影中的阿爾及爾FLN領導人角色，是當年的領導人自演，他被法國人認為是罪惡纍纍的恐怖份子。而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曾經也一直禁演這部電影，原因是，作為殖民地的香港，不論局勢多麼穩定，也都可能因為某個難料的契機，一個偶然而激進的危險啟動，點燃未知的民族情緒，一個多米諾骨牌的推動就無可阻擋。港英當局深知異族治理永遠潛伏著危機。

　　電影止於阿爾及利亞擺脫殖民統治而獨立，似乎結局是個完美句號。實際上，後續有悲劇。

　　在如此以族裔為界的血腥衝突後，在獨立這個歷史轉折到來的那一刻，大量歐裔阿爾及利亞人完全失去安全感，在短短幾個月內，他們背井離鄉、出逃法國。逃亡人數高達百萬以上，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雖然他們已經幾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也是普普通通的阿爾及利亞人。逃亡人群中，有一百零二萬五千歐裔後代，還有八萬一千「哈吉斯」，這是人們對「親法原住民和殖民軍中原住民士兵」的稱呼。作為一百三十多年的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確實已經很大程度被法蘭西文化同化，自然有大量「哈吉斯」存在，在獨立後留下未走的，估計有五萬至十五萬「哈吉斯」和他們的家屬，被FLN和暴民作為「阿奸」殺死。殖民軍在離開的時候，並沒有盡到責任，幫助處於危險中的原住民士兵撤離。直到今年，2012年4月14日，法國總統薩科齊才承認，法國作為宗主國，對當年拋下阿爾及利亞原住民士兵，把他們留在生命受到威脅的處境中，必須承擔「歷史責任」。

　　獨立後的阿爾及利亞政治並不穩定，僅在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內戰中，就有高達十六萬的的阿爾及利亞人，被不同的伊斯蘭教恐怖組織殺害。

　　直到從2011年2月突尼西亞國內抗議開始，波及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之後，阿爾及利亞政府才在外部壓力和國內抗議之下，於2011年2月24日，結束了長達十九年的「緊急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