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危險關係》談外國名著中國化

      據說是嚴歌苓最後一部電影（編劇）作品的《危險關係》改編自法國拉克洛的同名小說，那是一部書信體小說，其實算不得是什麼名著，那年代有些書信體比它要著名得多，比如《波斯人信札》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之所以改編這一部，大概是因為它情節本身熱鬧，而且有個「放蕩、禁書」的標籤，十分符合當今中國人的口味和審美觀。

        嚴歌苓是讓我非常喜愛的當代作家，上大學讀《金陵十三釵》，那是一部驚險、感人兼有史詩感的作品，後來她與編劇劉恆合作的電影《金陵十三釵》亦十分精緻。這次經嚴歌苓之手改編的《危險關係》的主要問題，在《電影一週酣》第卅六期裡面，三個人都已談過，且看法比較一致，情節熱鬧、好看，但是，脫離了時代特色，越熱鬧，越無聊。

        在我的觀念里，時代感永遠是文藝作品中最重要的，我們知道甚至有用美術名詞來為時代命名的情況，比如中國從4世紀末至10世紀可被稱為是敦煌時代，更不用說如雷貫耳的「巴洛克時代」、「文藝復興時代」等，18世紀末和19世紀被稱為「蒸汽時代」，這名字是屬於科技的範疇，然而後來「蒸汽時代」這個詞則開始與藝術相交。我讀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比如《坂上之雲》，首先想到的是小說中人物所處年代的昂揚，那是一種只屬於那個年代的精神氣質，與幾十年後昭和初期的狂躁和自取滅亡完全相異；我們聽哈輝唱《詩經》裡的篇章或者聽吳虹飛唱《魏晉》、《廣陵散》，同樣能感受到創作者、表演者在努力還原作品指向的時代，無論是《詩經》時代貴族的雍容和魏晉年間的「星宿墜落、河流死亡」——價值觀崩解與重塑、過程中呈現的集體癲狂和絕望。

        作為電影《危險關係》背景上海1930、40年代，可以有「說吳儂軟語的姑娘緩緩走過外灘」，具體到文藝作品中，那是穆時英、施蟄存、張愛玲們的上海，而非拉克洛的。謝易梵不是18世紀的法蘭西王國天胄貴族，也不是滿清年間的八旗子弟，作為在危機籠罩下、弱肉強食、被稱為東方冒險樂園的上海灘生活的大亨，整日沉浸在與寡婦貴婦的周旋中，無聊，但這劇情設定也許尚可被接受，但把上海郊外普羅旺斯似的大片莊園作為故事主要情節的發生地則是不能被接受的，因為鄉間莊園的出現讓電影中本就淡泊的中國元素和中國味道徹底被衝垮。歸根結底，由拉克洛的《危險關係》到嚴歌苓的《危險關係》，是失敗了的外國著作中國化。

        外國名著被改編成中國故事，是有先例的。比如金庸《連城訣》之於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古龍《流星蝴蝶劍》之於《教父》，由此可知，這種類型的「中國化」，多是在通俗作品的領域，可以無聊，但並非罪過，由此可知，《危險關係》的無聊本身沒有大問題。不過，《連城訣》因被注入了過多的本土元素並依附時代，可被看為外國著作中國化的典範。

        在此須著重提到的馮小剛的《夜宴》改編自莎翁名劇《哈姆雷特》，背景則被放置在五代十國時期，大概亦是為了依託那個年代的熱鬧，然而《哈姆雷特》的閃光點之一在於人文主義光芒，文藝復興時代是「王子之猶豫」的母本，唐末五代則是中國曆史上人文主義最為稀薄的時代，所以裡面的「心悅君兮君不知」的青女比主角王子無鸞出彩得多；在它所處年代的背景下考量，厲帝杖殺大臣的場景也要比王子無鸞的痛楚有意義得多。如果非要改編，《夜宴》的故事發生年代也許應該向後幾十年，到宋初，「燭影斧聲」傳言裡，趙光義的弒兄以及太子德昭對新皇帝（叔父）的質問，即便不類《哈姆雷特》，也可差擬京劇《賀後罵殿》，畢竟，摒棄五代舊氣象的宋朝也可算是中國最有人情味兒的時代了，當然，即使這樣，如此地對外國名著的移植也許會同樣很無聊。

        所以，感謝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還有莫言。   舉報